午夜副刊

據說早已廢棄的九龍遊樂園成了網紅拍照地，尤其是神秘陰森的龍宮。小學春遊時曾在裡面拍過不少照片，一卷膠捲洗出來淨是黑黢黢的假人，還被家長說了一頓 —— 你拍這些醜玩意兒幹嘛？

那時候小學組織出去玩，最多也就到郊區，還去爬過一次鷲峰。記得學校專門在終點處弄了一個條幅，讓每個同學在上面寫一句話。我煞有介事地寫了「人生中還會遇到很多困難，有天一定要登上珠峰」之類的。困難倒是不少，珠峰卻一點影兒也沒看到。

世紀末趕上50年大慶，在廣場上舉花環，那天早上迷迷瞪瞪的，路過新華門時，腦子裡就想怎麼又建了一個天安門，難道是專門用來拍照的？

等到05後的表弟上學時，小學組織穿越柴達木戈壁，初中登頂四姑娘山，離珠峰還真就不遠了。不得不說，時代還是在進步的。

主人公陳升是凱裡一家小診所的大夫，每天所做的事情無非就是給生病的小孩打針、帶不想吃面的侄子吃粉。但與此同時，他還出版過一本叫做《路邊野餐》的詩集。

在季風吹過的縣城裡，他一邊不厭其煩地生活，一邊寫詩，仿佛道出了無數人心底最美好的願望，我們多希望喜愛的詩人都能好好地活著，也希望平淡無奇的生活裡還能有詩歌。

為了尋找侄子，也為了幫同事給舊情人捎幾件信物，陳升登上了開往鎮遠的火車。他途經一個莫須有的小站，如同當年在古園裡搖著輪椅的史鐵生，看見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故事在這一時空交匯，頗有些宿命的味道。

就像《春風化雨》中所說的，「我們讀詩、寫詩是因為我們是人類的一分子，而人類是充滿激情的。醫學、法律、商業、工程都是崇高的追求，對維持生命不可或缺，但詩歌、美麗、浪漫和愛才是我們活著的意義。」

也許陪我們走到最後的記憶，正是由它們拼湊而成。而畢贛長鏡頭下的奇遇，很可能就是我們一生的縮影。

在MLB輾轉成為所謂的「潮牌」之前，也曾令肖申克監獄瘋狂。當魚腩球隊波士頓紅襪在1967年一舉殺入總決賽時，人們仿佛看到了希望，如果連紅襪隊都能起死回生，或許其他人也行。

受此感染的還有故事的主人公安迪·杜佛尼，他重新披上了「自由的隱形外衣」，延續了自我救贖之旅。

截至2021年春，全美在押人數為180萬。而在豆瓣上有超過410萬人標記看過《肖申克的救贖》這部史上最有名的越獄電影。

正如故事的敘述者所言，安迪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于「自由的感覺仿佛一件隱形外衣披在安迪身上，他從來不曾培養起一種坐牢的心理狀態，他的眼光從來不顯呆滯，他也從未像其他犯人一樣，在一日將盡時，垮著肩膀，拖著沉重的腳步，回到牢房去面對另一個無盡的夜。」

讀完斯蒂芬·金的原著，說不好是否對安迪的遭遇更加感同身受。他的特質很可能不是因為他的無辜，而是因為入獄前曾受人尊敬地生活過。

就像書中的「我」所說：「我也很佩服他，儘管他碰到不少麻煩，還是繼續過他的日子，但世界上其他成千上萬的人卻辦不到，他們不願意或沒有能力這麼做，其中許多人根本沒有被關在牢裡，卻還是不懂得過日子。」

只是「我」沒能進一步指出其中的環境因素，在美國，這種差異可能主要是階層導致的。正如《異類》一書所言，中產階級的孩子最終形成了「權利」意識（a sense of entitlement），包括認為自己有權提出自己的特殊要求，有權參與制度互動。他們在各種情景中更加自如，願意分享信息，並希望贏得別人的關注。也正因為如此，安迪才能夠在獄中「重操舊業」，以換取圖書館的擴建和相對更好的待遇。相比之下，勞動階層家庭的孩子無論在甚麼環境下，都不知道如何為達到良好願望「制定策略」。而這種「實踐智慧」正是在家庭中習得的。

對於從未體驗過自由的人來說（比如《我在伊朗長大》的女主人公），忽然間來到一個完全自由的環境，就像服刑多年後被假釋的犯人一樣，他們懷念高牆裡的溫暖並不能證明監獄的優越性。

綜上，安迪的這件外衣，我們恐怕穿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