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和許多人一樣，我是從《失落的衛星》開始認識劉子超的。神秘的中亞鄰居讓人想要一探究竟。相比之下，讀一本歐洲遊記則需要額外的動力。如今前往其他國家成為可能，於是便找出了他更早前寫的第一本書《午夜降臨前抵達》。
當時還不到30歲的劉子超，其實已經開啟了他後來的寫作風格，在行走的同時講述當地的歷史文化（或者說是邊喝酒邊吹牛逼），展示了旅行和寫作的不同意義。
在尚能出境遊的年代裡，這種對比主要體現在旅行的目的上，就像他在米蘭的普拉達店裡聽到中國同胞的對話：「你看到周處長了嗎？」「好像在勞力士手錶店吧。」
而在行動受限，但短視頻和直播無處不在的今天，相比於自媒體，他則試圖為大量的世界經驗提供嚴肅的中文表達。
俄烏戰爭剛剛爆發時，一位國安死忠球友發了一條微博，呼喚世界和平，並配有他之前去基輔看球的照片。《午夜降臨前抵達》中剛好有這樣一段話：
「我相信，至少是理論上，旅行或多或少會改變一個人。會使那個人朝著更寬容，更理性，對世界的理解更全面的方向邁進幾步。至於到底是幾步，那就要看每個人的天賦和修養了。但毫無疑問，這向前邁出的幾步就是旅行的意義，也是活著的意義。」
不知不覺間《把自己作為方法》一書已經出版了兩年多的時間，和萬聖那本被翻爛的「浙江村」（《跨越邊界的社區》）相比，項飆的這本訪談錄似乎賣得太好了。
全書讓我印象最深的是項飆作為北大1990年的新生去石家莊軍訓一年的經歷——足以影響這位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的一生。
這幾年，疫情令很多事情推遲或永遠的終結，但大學新生仍準時地在各類社交媒體上貼出參加軍訓的照片。
我們學校當年曾表示殘奧志願者可免軍訓，我在登上前往軍營的大巴前托同學寄出了一封給校長的信。內容很簡單：既然軍訓是法定義務，免除該義務是否也該走法律程序。
當時的校長，也是項飆的北大學長，並沒有讓學院為難我，只是囑咐我不要把信發到「人人網」。相比之下，十八九歲的項飆們則要成熟得多，「大家都在算計如何保護自己，如何取悅你的班長、副班長或者炊事員」。
周日下午難得晴空萬里，沿著上次發現的湖濱小路漫步，看到成群的野鴨伏在水中的樹樁上休息。
還在尋思下次是否該帶些麵包來，就看到鴨子一隻隻撲騰著跳上岸來，原來一位年輕的媽媽正在岸上撒吃的。她的女兒在邊上的童車上看著她。陽光穿過斑駁的樹影，大概構成了生活中最靜谧的場景。
我們匆匆走過，但似乎看到女孩一直歪著脖子，她的媽媽不時幫她扶起來，但很快又低了下去。可年輕母親的臉上並沒有悲傷，她還開心地撒著手中的食物，搖搖擺擺搶食的鴨子彷彿能治癒一切。
我想起史鐵生曾經寫過的那對兄妹，同樣是在晴朗周日的美麗公園裡，少女因為智力缺陷被人欺負，哥哥騎著車瘋狂趕來保護她，然後一句話也不說地帶她她回家。作者近乎絕情地說：「無言是對的。 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這兩樣東西都給了這個小姑娘，就只有無言和回家去是對的。 」
雖然從現實的角度來看這句話無可指摘，但是當弱勢群體受到不公的對待，就只能忍氣吞聲，並總結出「就命運而言，休論公道」，是不是我們就永遠只能生活在叢林裡。
余華的小說《第七天》講述了一個普通人死後的七日見聞，許子東曾經評論它「有點困惑於網路比小說更現實，新聞比文學更荒誕」，道出了讀者的普遍心聲，也正因為如此，《第七天》成為了余華最受非議的小說。但昨日淩晨這場本不該發生的悲劇，卻首先讓我想到這部小說。
「濃霧彌漫之時，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虛混沌的城市裡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殯儀館，這是它現在的名字，它過去的名字叫火葬場。」
小說的開頭是這樣的，並不像記憶中那樣索然無味。要不是剛出版時便讀過，一定會驚詫於它的尺度。現實讓一部近乎陳詞濫調的小說，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變得犀利異常。如果說《第七天》是對新聞事件不成功地重複和模仿，至少說明當時尚能相對完整地接收並討論某些社會話題。
也許這就是余華的先見之明，只是不知道現實中的「楊飛」能否同小說主人公一樣幸運，還有七天去告別。
上午趁著太陽高照去了一趟距水塔兩公里遠的自然保護區Vrinneviskogen。說是自然保護區，其實和香山的性質差不多，都是本地人晨練的地方。最外面的迷你高爾夫區，就像以前社區裡的門球場，不時有老人恣意揮杆。
有意思的是，根據一圈路程的長短，樹上分別有綠色、藍色和橙色的標記，以免在森林中迷路，而且還專門留出了燒烤區域，對於滿腦子都是森林防火標語的我們確實有些新鮮。
原以為在地圖上標示的湖裡能看到野鴨，卻發現它早已變成了一片草地，也算是滄海變桑田吧。
午飯之後第一次在水塔裡感受了北雪平的主場氣氛，伴隨著球迷的助威聲睡去，醒來時已經恢復了往日的平靜。一查比分發現，又是在最後階段到手的三分變成了一分，和國安還真有幾分相似。
晚上燒了排骨，雖然這邊買到的只有肉，沒有骨頭。如果想做紅燒肉的話，還得另找地方買五花肉，不知道附近哪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