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在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中，金智英前公司的女廁所裡被裝了偷拍針孔攝像頭，公司男同事在付費網站看到偷拍照片後非但沒有報警，還散播給其他男同事看。事發後，公司老闆也只想息事寧人。
吊詭的是，類似偷拍事件出現在廣州一商場的男廁。所幸有人挺身而出，將偷拍者當場抓住。這位前籃球運動員如是說，「過去我們一直都以為只有女生被偷拍，其實現在男生也會被偷拍，所以安全最重要！」。
這部小說因「女性主義」而暢銷，也因「女性主義」遭到非議。但現實告訴我們，在不法侵害和歧視面前，誰都可能成為受害者。所謂「女性主義」，其實都是關乎「人」的。
汪峰《北京北京》中的「霓虹燈」和「月亮」很可能是呼應何勇《鐘鼓樓》裡的「月亮」和「路燈」。「倒影中的月亮在和路燈談判/說著明兒早晨是誰生火做飯/說著明兒早晨是吃油條餅乾」，虛實間道出了不同選擇之間的博弈。遙想那個深秋的傍晚，何勇蹬著自行車，腦海中浮現出這句詞時，胡同口的大爺一定正在談論天下大事。
曾看到有網友說很喜歡這首歌，只是有一個小小的建議，應該把「餅乾」改成「炒肝」，因為炒肝才是老北京的吃食。真可謂遠見卓識，正應了何勇當年在紅磡吼的那一句話，「今後的歷史會證明這一切」。
在張揚導演的MV中，何勇學冬泳者跳入後海的冰窟，也穿過拆遷後的煙塵，讓我想起何偉筆下趙蘿蕤一家的故事。
歌曲的結尾，視角先是慢慢拉近，再一下拉遠，跳出了地球。鐘鼓樓仿佛來到了太空之上。
從「你何時跟我走」到「你說你要走/我並沒有挽留」用了32年。 60歲的崔健依然是中國搖滾的旗幟。
新專輯中始終貫穿著「恐懼」（恐懼的記憶/如滿地碎片《飛狗》; 棲身的土地/恐懼《繼續》）。 而坦誠自己的恐懼，則需要最大的勇氣。
儘管恐懼，崔健還是選擇了「留守」和「繼續」，並在歌曲《留守者》首演時作出了解釋。
其實無論是出走，還是留守，只要持守秦暉所說的「共同的底線」，不必拘泥於哪種選擇的道德優越感更高。
大概就在魔岩三傑香港紅磡演唱會的前後，剛上學的我、我的媽媽和我當時的音樂老師齊聚一堂，在中關村某小學的傳達室裡也舉行了一場演唱會 —— 對我日後的音樂生涯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
「跟我唱」，戴著高度近視鏡、即將退休的音樂老師對我說。當時她大概和上課時一樣，只是唱了幾個音。弱小無助的我坐在老師和家長中間，試著模仿她發出的聲音。「好了，不用唱了，在您面前也是這樣，看來他上課確實沒有搗亂，是真的不會唱。」
我不知道這樣的教學法是否還流行。但從那之後，我對唱歌這件事算是徹底放下了。一直到今天，我判斷一首歌除了看歌詞，就是看它有沒有感動到我。至於樂理啊技巧啊什麼的，音樂老師都放棄了，我還執著甚麼呢。
這一標準也不能說全錯，音樂我雖然不懂，但有沒有感情還是能判斷的。光有技巧，沒有感情，恐怕也不能算太好的歌手。所以我總覺得我表哥唱歌不錯，自彈自唱，是很有感情的。當然太煽情了也不行，就像傅雷說蕭邦的夜曲浪漫過了頭。
劉子超在中亞之行中遇到一位只放伴奏帶的司機，詢問後得知他叫賽力克，二十一歲，算是迪瑪希的師弟，為了追逐音樂夢想，來到新的城市，當他唱起歌，「穿行在灰白色的城市裡，周圍是令他陌生的新奇建築，但他的臉上瞬間有了感情，他的聲音有了感情，甚至他換擋的動作也有了感情。」
還好沒有老師請家長說我是一個沒有感情的人。
前兩天下樓時，正好趕上一位老爺爺也下樓梯，順道幫他扶了一下門，他謝謝我，還和我聊了兩句。
想起以前住永安裡時樓下住著一對兒老夫婦。他們每天外出撿一車瓶子回來，堆得到處都是，有時三輪車會擋住門棟。我走過時，那個老太太會稍微挪一下車，偶爾和我說兩句話，雖然不能算聲如洪鐘，但每次都是中氣十足。
後來有一次，我在秀水邊上的露天小吃店發愁，和住的地方就隔著一條長安街。突然看到樓下的老太太朝我走過來，我還想著要不要打招呼，她就指了指自己的肚子，用十分微弱的聲音說：「餓、餓」。原來她沒有認出我。我擺了擺手，趕緊逃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