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張藝謀在《十三邀》訪談時專門提到《有話好好說》這部電影，他說「當年那樣一種風格，有一點嬉鬧風格的，其實還挺早的。現在都不稀罕了，當年大家還看不慣的」，言語間頗引以為傲。
導演客串收廢品的，在樓下大喊「安紅」的那場戲成為了永恆的經典。再看《有話好好說》，除了感歎瞿穎和姜文的美好青春，你是否還能想起自己上一次賣廢品是甚麼時候呢？何偉《埃及的革命考古學》一書中最令人動容的部分，就是寫幫他收垃圾的埃及朋友一家人的故事。
姜文飾演的男主角擺的那種書攤，以前在北京很常見，現在已難覓影蹤。在關曉彤她爺爺的琴書中奔走的李保田，也無須再上街買電腦了。
有話好好說，至少得先把這些形形色色的人通過某種方式組合起來吧。如今，不同階層的生活越來越像平行線，少的不僅是戲劇衝突，還有電影中令人難以忘懷的市井氣息。
一堂中學美術課後，我被老師叫到辦公室。因為課上老師讓畫手，我畫得實在不像，就加了好多毛，最後在下面寫了兩個字：熊掌。
周軼君在拍攝《他鄉的童年》時落淚，就是因為她畫完一幅畫後，聽到芬蘭的老師說：「每個人都可以畫，因為這些畫不是用來彼此競爭，所以他們可以用更有創意的方式去看事物，可以在紙上自由地表達自己。」我確實也常夢到別人的畫被老師表揚。
在這一集前面的部分，還提到有學校把課堂搬到了森林裡。而早在1928年葉聖陶連載的長篇小說《倪煥之》中，就有老師提議在學校邊上開闢農場，後來因為怕破壞風水而遭到村民反對。
如今人們更為熟知的鄉村教育實驗是在電影《驢得水》中。在一場荒誕的鬧劇背後，支撐起這個「草台班子」的教育理想也被嘲笑得體無完膚。超越社會現實去談教育，恐怕是最令人痛苦的事情之一。
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上學讀書不過是為了能找個地方摸魚，畢竟魚和熊掌不可兼得。
中超球隊過去引進外援，就像是從北理工隊找幾個球員加入北外校隊。雖然都在魏公村，但差距不只一條街。
疫情加上限薪，頂級外援已成明日黃花。為了給世預賽讓路，聯賽變得支離破碎。20多年來，對國安的比賽從未如此意興闌珊。
之前在中甲球隊當翻譯，只做了三個月，是因為球隊一直拖著不簽合同，不發工資。唯一拿到錢的辦法就是離隊。對於中國足球來說，這當然是見怪不怪。
在過去，球迷到現場支持或抗議球隊。現在只能沖著螢幕自說自話。球員更不容易，忍受著欠薪、隔離和傷病，哪裡還有心思踢球。
此前苦苦維持的虛假繁榮的假像，已愈發顯現出無法逆轉的衰敗走勢。中超聯賽折騰到今天，依然不離不棄的才是令人佩服的真球迷。
與中國足球的短暫相交，似乎早已成為南柯一夢。還記得當時從國安來的助理教練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你要是去國安的話，估計活不過一天。原來從小喜歡的球隊裡，堪比宮鬥劇。
已記不清最初接觸酸筍時吃的是不是「螺螄粉」。以前北京街頭總能吃到不錯的米粉或米線，現在幾乎已經絕跡。
最讓我不能忍受的是前兩年在一家購物中心美食廣場裡吃的「過橋米線」。所以特地去了十幾年前常去的橋香園。曾經開到王府井大街的連鎖店，目前似乎只剩下華星邊上這一家。可惜味道大不如前，但恐怕已經是北京能吃到的最正宗的過橋米線了。
以前去貴州飯館總愛點怪嚕飯，較一般炒飯的特別之處在於放了魚腥草，也就是折耳根。除了辣以外，更增添了魚腥草的鮮味，百吃不厭。後來可能因為喜歡的人太少，這道炒飯甚至從菜單中消失了。但是如果點的話，依然可以做，仿佛成為了忠實食客與大廚之間的某種隱秘聯繫，只是魚腥草的味道越來越淡了。
大學期間因為模擬法庭比賽第一次去廈門大學。這裡的食堂裡居然有雞湯，還能吃到蚵仔煎。幸虧當年沒報廈大，要是待四年，不知會吃成什麼樣。
一天晚上，比賽剛剛結束，幾個同學在校園裡轉，來了一個推車賣土筍凍的老太太。她並沒有告訴我們土筍凍是甚麼，準確地說，她騙我們說是它是一種菜。我們點了一份，分食之後很是享受。直到後來一個廈門同學才告訴我們實情。但並沒有阻止我們的熱情，在廈大的沙灘上邊吃土筍凍邊喝冰啤酒，成為了那個夏天最美好的回憶。
新建的高樓、不被大眾接受的口味、受限的旅行和遠去的朋友，都可能讓美食永遠地離我們而去。我們懷念的也許不只是螺螄粉、怪嚕飯和土筍凍……
最近一段時間總有一個感受，就是原以為平淡無奇甚至不太行的東西，可能已經是可預見的未來中最好的了。這也是為什麼《脫口秀大會》格外珍貴的原因 —— 畢竟它是一檔說話節目。誰能想到馬東還曾主持過《有話好說》呢。
除了呼蘭的那句「大家都是狗，你這是幹啥呢」，印象最深的就是王勉退賽後和顏怡顏悅合作的那場演出。
在精彩的鋪墊之後，當全場燈光突然熄滅，嚴肅話題呼之欲出的時候，卻沒能接上。距離偉大或許只差一步。
最早看到李誕還是在《今晚80後脫口秀》上，當時就覺得它有點兒「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在電視上看過的最厲害的脫口秀，還要屬當年尉遲琳嘉的節目。
也許有天李誕也會像北體大英語專業的童漠男一樣，在眾人複雜的眼光中念出一句aba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