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在紀錄片《文學的日常》中，作家馬原在談到10歲的小兒子時不無憂慮地說：「（他）評價世界的唯一尺度居然是搞笑……搞笑變成他這代人唯一的價值尺規。」
不過，在某些極端環境下，搞笑也能成為反抗荒謬世界的武器。比如《美麗人生》中的圭多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依舊用滑稽的動作守衛兒子的童心。
或者是《小太陽的願望》中一家人的群魔亂舞，只為能讓小女孩奧利芙完成她在選美比賽上的節目。
當然，還有《菊次郎之夏》裡大小孩菊次郎為尋母失敗的正男準備的無厘頭表演，讓人笑中帶淚。
可見，搞笑其實是很中性的，它的意義取決於背後的價值，比如愛與自由。抽空這些價值，或者如馬原所說，乾脆把搞笑本身當成價值尺規，就好像把《色，戒》剪輯成了短視頻，只剩下感官刺激的部分。久而久之，作家之子就成了網癮少年。
《大撒把》屬於那種後勁比較大的電影，看的時候四平八穩，甚至有點兒無聊，但回味起來卻綿綿不絕，好像故事從三十年前一直講到現在。
如果套用韓寒那句顯得爛俗的名言，「喜歡就會放肆，但愛就是克制」，葛優飾演的顧顏已經足夠克制了，讓人不禁懷疑「發乎情，止乎禮」的兩人之間是否真的有愛情。
拋開時代背景，也許很難理解貫穿全片的「反高潮」氣質。除了逗悶子之外，留下的人難道再沒有別的方式找回存在感了嗎？
影片後段徐帆在外貿商店的試衣秀仿佛是在致敬《頑主》那段驚世駭俗的時裝表演。只是時過境遷，百花齊放的盛景已經演變成了近乎悲壯的自娛自樂。
當年的牛博網一度更名「嫣牛網」，似乎很符合顧顏的氣質，或者用大張偉的話說就是「認慫保平安」。不然還能怎樣呢？能「過家家」就不錯了。
在《編輯部的故事》新春特輯中，葛優接到一個書販子的電話，他是這樣答覆的：「關於您推銷的那本《中國可以說不》的書，我可以跟您說不嗎？」
十二年後，此書升級為《中國不高興》，而《人間指南》編輯部早已銷聲匿跡，不知去向。
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動畫短片《沒頭腦和不高興》已上映60年，但這部時長僅20分鐘的動畫片中的故事卻不斷上演。
丟三落四的「沒頭腦」和只會抬杠的「不高興」一夜長大，一個成了設計師，一位則當上了演員。畫圖紙的稀裡糊塗，演劇本的臨時起意，於是演出了一場鬧劇。
蓋樓的沒頭腦，爬樓的要遭殃。演老虎的不高興，演武松的就得挨揍。這些教育兒童的淺顯道理似乎並沒有在大人中形成共識，抑或他們根本就是那些穿著統一、情緒高昂的孩童，不問緣由地登上千層的「少年宮」只為看戲，還熱心地抬起了造成這一切的「大建築師」。
可能是動畫片裡的兩個主角太過耀眼，人們只記住了無視客觀規律的「沒頭腦」和對人類文明唱反調的「不高興」，卻忘了和老虎演對手戲、一度跪地求饒的「倒楣蛋」。其實故事真正的名字應該是《沒頭腦、不高興和倒楣蛋》。
主人公陳升是凱裡一家小診所的大夫，每天所做的事情無非就是給生病的小孩打針、帶不想吃面的侄子吃粉。但與此同時，他還出版過一本叫做《路邊野餐》的詩集。
在季風吹過的縣城裡，他一邊不厭其煩地生活，一邊寫詩，仿佛道出了無數人心底最美好的願望，我們多希望喜愛的詩人都能好好地活著，也希望平淡無奇的生活裡還能有詩歌。
為了尋找侄子，也為了幫同事給舊情人捎幾件信物，陳升登上了開往鎮遠的火車。他途經一個莫須有的小站，如同當年在古園裡搖著輪椅的史鐵生，看見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故事在這一時空交匯，頗有些宿命的味道。
就像《春風化雨》中所說的，「我們讀詩、寫詩是因為我們是人類的一分子，而人類是充滿激情的。醫學、法律、商業、工程都是崇高的追求，對維持生命不可或缺，但詩歌、美麗、浪漫和愛才是我們活著的意義。」
也許陪我們走到最後的記憶，正是由它們拼湊而成。而畢贛長鏡頭下的奇遇，很可能就是我們一生的縮影。
看完《大壞狐狸的故事》後，翻了一下法國動畫片榜單，第一名就是今天想要介紹的電影《我在伊朗長大》。和之前寫過的《養家之人》一樣，雖然是動畫片，但卻能用最直接的方式帶你進入一個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
全片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我在伊朗長大」，講述了9歲的女孩親歷了伊斯蘭革命給她的生活帶來的種種變化，比如需要鬥智鬥勇才能聽她喜愛的朋克音樂。
第二部分「我在他鄉挺好的」：主人公在14歲時隻身前往奧地利留學，儘管迷失在自由世界，但在耶誕節時也只能對父母報喜不報憂。幾年後，失戀成為最後一根稻草，令她決心回到伊朗。
最後一部分是「我在伊朗挺好的」：雖然作為女人受到種種歧視，主人公也學會了欺侮其他弱者，在德黑蘭上了大學，結了婚。如果不是家人的指引和堅持，她恐怕不會選擇再次出走，我們也就永遠看不到這個故事了。
很多人說主人公是幸運的，這當然沒有錯。但無論是走還是留，她的痛苦也同樣是真實的。更何況不正是她在為那些不幸的人發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