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讀書

前天早上半睡半醒之間打開手機，發現有讀者留言問我「25美分要換谷愛淩頭像了嗎？」，我先是一愣，然後回復道：「你再讀一遍」。

我們每天離不開手機，很多時候只是期待打開信息的那一瞬間，至於內容是甚麼，似乎並不重要。這正是瑞典心理健康專家安德斯·漢森在《手機大腦》一書中所關注的問題。

無論願意與否，我們總能從很多事情中找到背後的生物學依據。比如之前寫過的水滸強人心理，是因為「信息情報不足以支撐我們做出理性判斷時，大腦最終會以情感的形式告訴我們答案」。

比如「真正吃到羊頭肉後總不及癡想時所想像的香」，是因為相比於食物、他人的認可、新體驗等能夠刺激大腦獎賞系統的事物本身，「對於它們的『期待感』才是最有效的催化劑，『期待』最能使我們大腦的獎賞系統活躍起來。」

讀到一半時，我打開了手機設置中從未留意過的「螢幕使用時間」功能，發現日均使用時長竟超過了9個小時。而作者在附錄中說「如果一定需要規定一個時間，成人或兒童使用手機和面對顯示幕的時間不應該超過2小時」，這對於使用電腦辦公的人而言當然是天方夜譚。

但是如果連社交媒體的從業者都承認「我們製造出的回饋路徑的確會使人們分泌多巴胺，但此舉十分短視，會阻礙社會的正常運行」，被手機牢牢控制的人們又怎能不感到警醒呢。

相比於安妮·埃爾諾在中國的寂寂無聞，法國哲學家迪迪埃·埃裡蓬的自傳性社會學著作《回歸故里》在國內出版後引起了廣泛的共鳴。

作者在書中寫道，每當和家人坐在一張飯桌前，就會為他們談話中毫不遮掩的種族主義感到不適。而安妮·埃爾諾關於她的父母及他們之間「階級差距」的作品對此作出了完美的解釋：

「我們離開家庭和以前的世界（無論如何我們依然屬於它們）許久之後『重回』父母身邊時，我們會感受到一種抽離感，無論是在家還是在我們新融入的世界，這種抽離感都會伴隨我們。」

和《回歸故里》的作者一樣，安妮·埃爾諾也經歷了兩種社會階層的拉扯，通過自傳的方式講述她的人生故事。

同樣是寫父母，北野武在《菊次郎與佐紀》中的描述則要溫情得多，而結尾處的一句「以上純屬虛構」大概是典型的東方表達。

在大多數時候，中國式的家庭關係還不足以讓個體獨立到擁有《回歸故里》式的反思，這既是幸運的，也是一種不幸。

繼《為什麼我只記得你》之後，終於又讀完了一本紙書：《金錢不能買甚麼》（What Money Can’t Buy），作者是哈佛大學教授「公正課」的邁克爾·桑德爾。書中列舉了包括號販子、天津成立「替人道歉」公司、萬事達冠名北京奧運籃球館在內的中國案例，而更多意想不到的金錢交易則來自市場更為發達的美國。作者主要從公平和價值貶損兩個方面討論了市場的道德局限性。

比如給讀者發紅包首先就面臨公平的問題。無論是抽獎還是排名，都無法保證真正的讀者收益。事實也證明，經常參與互動的讀者在收到紅包後還會發回部分金額表示感謝，而專程來搶紅包的人則不吝于利用規則漏洞達到利益最大化。

其次，即便能設計出公平的方案，但由於金錢的介入，作者與讀者之間單純的關係受到了影響。讀者之所以花時間閱讀，並不是因為被收買。長此以往，一些美好的價值（如閱讀的樂趣、平等交流等）也隨之受到貶損。原本市場不該進入的領域一旦失守，便很難再找回當初的意義。

當然，書中的案例更有價值，也更吸引人，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跟隨作者的思路去分析自己身邊發生的事情。

不知不覺間《把自己作為方法》一書已經出版了兩年多的時間，和萬聖那本被翻爛的「浙江村」（《跨越邊界的社區》）相比，項飆的這本訪談錄似乎賣得太好了。

全書讓我印象最深的是項飆作為北大1990年的新生去石家莊軍訓一年的經歷——足以影響這位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的一生。

這幾年，疫情令很多事情推遲或永遠的終結，但大學新生仍準時地在各類社交媒體上貼出參加軍訓的照片。

我們學校當年曾表示殘奧志願者可免軍訓，我在登上前往軍營的大巴前托同學寄出了一封給校長的信。內容很簡單：既然軍訓是法定義務，免除該義務是否也該走法律程序。

當時的校長，也是項飆的北大學長，並沒有讓學院為難我，只是囑咐我不要把信發到「人人網」。相比之下，十八九歲的項飆們則要成熟得多，「大家都在算計如何保護自己，如何取悅你的班長、副班長或者炊事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