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之前有位編輯朋友，說我公眾號上的文章太短了，對於受過專業訓練的人來說，只要兩秒種就讀完了。
後來看到《家變》的作者王文興有這樣一個說法：「任何文學作品的讀者，理想的速度應該在每小時一千字上下。一天不超過二小時。」
如此算來，一篇300多字的小品文可以讀上20分鐘，不知道能刷多少條短視頻。當然，也沒有誰會把公眾號上的文章當成文學作品來讀。
前兩天無意中看到一款小遊戲的評論，說「它是很好的time killer」，不禁感慨，有人恨不得把一天掰成兩瓣過，有人卻在想辦法殺死（消磨）時間。
既然世上的書是讀不完的，不如精挑細選慢慢讀。既然短視頻也是刷不完的，不如放下手機，早點兒休息。
上一次在豆瓣書店淘的書叫《吃馬鈴薯的日子》，講述了作者劉紹銘艱苦的童年生活，以及60年代在美國留學時的經歷。書很輕，很適合在飛機上讀。儘管已經過去了60年，但中國留學生的心境似乎沒有發生太多改變。
上個月在法蘭克福轉機時，曾因一家薄餅店的服務員擅自輸入小費而產生一些不愉快。雖然最終在擁抱中和解，但如果能早些看到書中關於作者在餐廳打工時的感受，也許會更加理解這位同樣來自香港的服務員。
起初，作者每次翻起盤底拿小費，總覺得不好意思，遇到客人「厚賞」，心中自然高興，但遇到少付或不付的客人，也覺得是人家的自由。但一個月過後，就發覺自己的「氣質」逐漸變了。一待客人離開餐館，第一件事就是翻看盤底，看看這筆生意如何，賞錢少時，心中就老不高興。
以前在香港時，「我」也對瞪著眼望著客人看你給多少的侍者大為反感，但身處其境之後，才對他們起了同情之心，並總結道：
「小費制度其實是對雇員的一種變相剝削。老闆既然知道夥計除了正薪還有額外收入，薪水就自然少給了。而做侍者的，既然靠此額外收入來養活妻兒，也就難怪他們會養成廣東話所謂的『白鴿眼』了。」
當初之所以選這本書，主要是被作者的語言所吸引。有興趣的話，也可以找找他翻譯版本的《1984》。
在略有混亂的時差中翻完了《東京八平米》這本小書，幾次被作者吉井忍提到的人和事所感動。相對而言，近幾年還能看到一些日本非虛構類書籍的出版，不過書中由日本作者用中文講述的東京生活似乎更能引起中國讀者的共鳴。
和中文很好的丹麥小哥聊天時，他們也或多或少地表示從大的方面來說門已經關上了，更多要靠個人層面的交流。我想吉井忍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多少也有這方面的考慮。
就像她說的，「當然，關於北京，我還有很多沒有講出來的」，但正是因為她對北京的了解，才讓她筆下的東京與我們的生活更加相關。
與其說《東京八平米》是吉井忍本人的「治癒之旅」，不如將其視為作者留給過往的一個禮物。
至於極簡的生活方式能否真正緩解讀者對住房的焦慮，書中也早有了答案：
「當然，讓我能夠不那麼在乎租房設備的不完善，是東京這個城市之『大』：看不完的展覽和電影（以及各種優惠）、大大小小的圖書館以及其完善的查詢系統（一般都是免費的）、各有特色的錢湯（雖然正在減少中）、適合進行人類觀察的喫茶店（很可能你也正被別人觀察）、允許你逃避現實的鐵路和航空路線（小心影響工作），以及相當多的臨時工的職位。」
在一個瑞典語學習平台上有關教育學的短片中，提到了語言的兩大功能：一是交流，人們根據自身的經驗和價值觀將想要表達的訊息編碼成語言，接收人再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價值觀進行解讀。二是作為思考的工具。人們在思考時需要將想法轉化為語言，因此通常情況下，一個人的詞彙量越豐富，思想才可能越深刻。
所以當語言受到污染之後，交流和思考都變得困難。張維迎老師在《語言腐敗及其危害》一文中進而提及了另外兩個嚴重後果，即個體的道德墮落和社會的高度不確定性。
文章在最後總結道，「縱觀歷史，橫看中外，語言腐敗的程度與言論自由的程度有密切關係。」
前幾天看到了一個很久以前的視頻，愛瑪·屈臣、李奧納多·狄卡皮歐和馬拉拉分別在演講台前欲言又止，下面的聽眾面面相覷，最後視頻中出現了一行字：「沒有言論自由，世界將變得極其安靜。」
電影《頑主》中為冒牌詩人頒獎的橋段現在看起來完全是胡鬧，不僅因為「冒牌」，更因為是「詩人」。
而攝影師肖全則通過他的鏡頭和文字記錄了不到兩年前一次真實的「中國十佳詩人」頒獎禮，雖然它有著和電影一樣荒誕的結尾：
顧城、北島等人都領到一百塊錢的「舞台演出費」，顧城激動不已，他說：成都人太好了，乾脆我在這兒辦講座，賣門票，直到剩下一位聽眾。
和一幅幅令人印象深刻的肖像作品相比，肖全的文字算不上驚艷，但《我們這一代》作為一段歷史的見證卻少不了這些敘述。
就像最新的出版說明中所寫的，「三十年前，肖全鏡頭前的這些面孔，與現在每一個追逐夢想的年輕人並沒有分別。」那麼，分別又在哪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