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2024年2月29日，Google的Doodle換成了一隻跳躍的青蛙，簡介中的地點寫的是「地球」。原來閏日在英語裡叫做Leap Day，字面意思就是「跳躍的一天」。
據不完全統計，如果你上學時沒有做過一篇關於「Billy將慶祝他的第15個生日，但他馬上就要60歲了」的閱讀理解，很可能並不熟悉這個詞。
可是話說回來，雖然年齡已經是高考時的兩倍，現在翻開這些英語教輔書，還是會感到生理上的不適。即使當年真的讀到過，也早就不記得了。
因為應試的緣故，一個原本有趣的表達很可能給我們帶來截然不同的感受。一方面，確實是學習了閱讀，一方面又長久地失去了對閱讀的興趣。
但如果能自由地訪問網頁、與AI互動、閱讀英文書，我們或許還能重燃對這個世界的好奇，單純因為好玩兒而獲取新知。不然的話，英語除了能在課堂上噁心人，還真沒什麼別的用處了。
最後祝大家Happy Leap Day，也祝Billy生日快樂。希望四年之後，你還能愉快地想起這個詞。
來到瑞典之後，發現這裡的設施對殘障人士更友好，並不只是我個人的感受。瑞典語課上的印度同學也在討論中寫道：他對所見所聞十分感動，希望自己的國家也能效仿。
最近讀到一篇關於字幕的公眾號文章，但觸動最深的是一組讀者留言。當有人提到「自己聽力不好，字幕對聽障人群十分重要」時，更多有相似經歷的人在下面展開了討論：有哪些輔助器具、目前在做甚麼工作、是否會受到歧視等等。
這時再回過頭看文章頭圖下面一句貌似調侃的話「看視頻不開字幕，我就『聾了』」，是多麼不合時宜。儘管類似的表達在我們的語言中難以計數。
令人遺憾卻也意料之中的是，在這三十多條回復中，沒有一次提到官方或非官方的組織可能提供任何説明。但僅僅是找到同伴，並把自己的心裡話說出來，已經讓人感受到字裡行間的喜悅和欣慰。
可如果有幾千萬人面臨著同樣的困境，卻讓人覺得「只有我自己這樣子」，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
對於一個從小學圍棋的人來說，複盤和布局、收官等術語一樣，都是很具象的事情。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它似乎成為了一門宗教、一句黑話，到了凡事都要講「複盤」的程度，以至於在鄭州水族館事故發生後，工作人員不講悲痛、不講追責、不講反思，而是表示在對這場悲劇進行「複盤」，聽起來十分冷血。
繼軍事化和工程化的話術之後，技術性語言如今又佔據了主流，唯獨缺少人的語言。如果我們不把一件事情比作一場戰役、一項工程或一門技術，是不是就不會說話了？
在評論一本中國初代成功學書籍時，張彤禾曾說：「它並不敦促人們去發現自我，超越物質上的成功，或者承認自己事業和兩性關係的失敗。它並不試圖改變它的讀者。相反，它教讀者如何把已經做得很好的事情做得更好：小肚雞腸，唯利是圖，互相嫉妒，勾心鬥角，阿諛奉承，巧言令色」。
農心杯上慘遭申真諝逆轉的中國圍棋隊或許需要好好複盤，但對於其他人來說，最好還是不要對這個詞著了魔。
前不久，市圖書館的二層突然多出了幾個漫畫書架，原來是正在對青少年區進行拓展。結果立竿見影，第二天中午就看到好幾對兒初中生坐在那邊摟摟抱抱。等下午放學後，也常有小學生來圖書館打遊戲。我們也成功地借到一張Switch遊戲卡 —— 重溫了俄羅斯方塊。其他主機的遊戲卡就更豐富了。
瑞典語教材上有篇專門講圖書館的課文，就叫「圖書館：一個對所有人開放的地方」（Biblioteket – en plats för alla，沒錯，就是之前介紹過的alla）。
根據瑞典法律，每個市都必須設立圖書館。在被問到圖書館為什麼很重要時，圖書管理員Anna Karlsson解釋說：「圖書館是民主社會的一部分，讓每個人都能閱讀書籍、查詢信息、使用電腦和了解文化。圖書館還是一個重要的聚會場所，不管是獨自一人，還是與他人一起，都無需付費。」
很多人覺得圖書館只是一個借書的地方，但是在這裡還可以參加「語言咖啡角」、看報紙、獲得作業輔導、使用網銀、聽講座和音樂會等等。
既然圖書館對於社區如此重要，那麼人們又是如何對待圖書館的呢？去年萬聖節，哥德堡市圖書館本應閉館，但工作人員卻忘了鎖門。結果人們像往常一樣來到這裡，閱讀、借書，直到工作人員發現了這次烏龍 —— 共有446人進入了圖書館，借走了245本書，其他甚麼也沒有發生。
距離S.H.E在春節聯歡晚會上演唱《中國話》已經過去了16年。當時，最後一句歌詞「我們說的話，讓世界都認真聽話」被改成了「我們說的話讓世界期待2008」（當然，一年之後便不再掩飾）。
這一年多在北歐好幾次遇到當地人用漢語和我們搭訕，基本上都說得很流利，也沒有甚麼口音。
「孔夫子的話」是否「越來越國際化」，其實也取決於我們對漢語的認識。在所有外國人用中文拍攝的視頻下面，點贊最多的評論幾乎都是關於語言本身的。
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來，人們依然驚歎於外國人會說中文、敢吃中餐、嫁給中國人。如果我們把中文視為一門國際語言，把中餐當作世界美食的一部分，在成為中國人之前首先成為一個「人」，或許可以真正平視不同的文化。
在小美人魚雕像旁偶遇的丹麥小哥Filip曾在北京和上海都生活過。他說在上海工作的丹麥人從疫情前的2000多人減少到了現在的200多人。他目前在哥本哈根做漢語老師，但很難再回中國長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