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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般甚麼時候跑步?」

說起加班,總會想到之前工作的律所裡關於一位香港合夥人的傳說:他一個人有白班、夜班兩個秘書。白天下班後,他就去健身房,鍛煉完了再繼續上班,等待他的已是夜班秘書。可問題是健身真的可以替代休息嗎?

每次周末踢球都是興高采烈地出門,垂頭喪氣地回來,即便不傷也是步履蹣跚、胃口全無。一來很佩服踢完球後還可以開車幾十公里回家的球友,二來也總懷疑踢球到底是為了甚麼,反正不是鍛煉身體。

帶著這些問題,不妨讀一讀新出版的《鍛煉》一書,從人類學的角度了解一下鍛煉和躺平哪一個更符合人類的天性,以及更多圍繞鍛煉所產生的迷思。

值得一提的是,本書的作者和譯者曾在同一年參加過波士頓馬拉松比賽,成績還十分接近,也算是對研究內容身體力行。

當作者詢問以擅長跑步著稱的塔拉烏馬拉人題目中的問題時,得到了幾乎一致的答覆:

「追山羊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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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老師

在電影《來自星星的傻瓜PK》中,阿米爾·罕飾演的外星人因為把神貼在臉上而免遭毒打。

求生欲極強的《乘風破浪》節目組不僅將「全國婦聯宣傳部」列為指導單位,還審時度勢地刪改一切負面表述。除引起鄭智化的抗議外,就連唱到抖音神曲中「善解人意的孩子最後都輸,都被愛辜負」云云,都要悄悄隱去歌詞字幕。

45年前,當劉心武創作短篇小說《班主任》時也曾面臨同樣的自我懷疑。後來,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細讀,竟被自己所寫的文字感動,我決定,還是投出去吧,大不了發表不出來,還能把我怎麼樣呢?」

如今看來,這篇謹小慎微、充滿自我保護意識的「官樣文章」似乎已經很難再打動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可吊詭之處就在於,裡面的故事卻朝著截然相反的方向發展。

小說以「你願意結識一個小流氓,並且每天同他相處嗎?」開篇,講述了班主任張俊石老師決定接收「問題青年」宋寶琦到班裡上課所引發的震動。

其中,已經做好一切準備做「階級鬥爭」的團支書謝惠敏成為了點睛之筆。她對下鄉學農時拿了個麥穗的男同學上綱上線、因團員過組織生活時打瞌睡而像老師告狀、一口咬定有外國人談戀愛插圖的《牛虻》是黃書……

於是,當時被認為呼應了魯迅「救救孩子」的《班主任》在發表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人們認識到真正需要救的孩子其實是團支書謝惠敏。

轉眼間謝惠敏們已到了耳順之年,不知有多少人開始自己思考,而不是只聽別人的話。今天的課堂裡又有多少班主任為了說一句人話而不得不把神貼在臉上。

救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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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在學習認字嗎?

翻開《認得幾個字》,很快就能理解周軼君在《他鄉的童年》遍訪國外幼稚園、小學後回到國內,為什麼首先拜訪張大春了。這本大作家教一雙兒女認字的奇書確實讓人有種相見恨晚的感覺。

對於「他山之石」能起到多大效果,其實張大春早已給出了他的答案:「我們能夠有多少工具、多少能力、多少方法去反省和解釋我們的生活,我們就能夠維持多麼豐富、深厚以及有創意的語文教育。」

如果說學校和社會缺乏這種反省的意願和能力,這本書又能給家庭教育哪些啟示呢。

小時候有段時間,每當坐車路過一個新的地方,我爸總會講些奇聞軼事。這當然是好的,但問題是他還會測試。以至於再次經過那些地方的時候,我都會很緊張。

張大春也是這樣一位父親,每天花兩個小時和孩子們共進晚餐,並隨機運用聊到的話題,「設計孩子們能夠吸收而且應該理解的知識」。相比於總是「窮緊張」的爸爸,兄妹倆不時語出驚人,讓全書趣味無窮。

至於測試環節,可能是因為他也害怕考試吧,到了坐四望五的年齡,每年還要做不下十次有關考試的噩夢,而且和我之前寫的一樣,他也會在夢中安慰自己:「不要緊的,你早就畢業了!」

當然了,對考試的恐懼並不代表對知識的厭惡。恰恰相反,誠如張大春在序言中所說,如果有一天,我們覺得自己已經過了學習認字的階段,那麼恰恰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心智開始萎縮,我們的語言趨於乏味,我們被口頭禪包圍攻佔乃至於侵蝕、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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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新書,看到中國

自從寫公眾號以來,常有讀者抱怨每次剛讀進去就結束了,為什麼不寫得長一點。其實,這也和我的閱讀習慣有關。我之前很少看公眾號,像「六神磊磊讀金庸」這種也是最近集結成冊之後,才一口氣讀完了整本書。那些花裡胡哨的排版和插圖在我看來是影響閱讀的。

所以不知道今天想要介紹的這本書,有多少讀者之前曾讀過他們的公眾號,就是網易人間所編的《在工作中,看到中國》。李誕說每個人都能做5分鐘的脫口秀演員。他們也可以做5分鐘的作家,這些不同職業的人所寫下的自述文章確實有種震懾人心的力量。

如果說《千與千尋》中關於工作的隱喻是為日本低欲望社會所開的藥方,那麼本書序言開篇所說的「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基於國人的勤奮」則更像一針雞血。在習慣了宏大敘事之後,我們實在太需要停下來看一看每一個職業、每一個人到底經歷了甚麼 。就像前一陣出版的《張醫生與王醫生》,《在工作中,看到中國》也是我們迫切呼喚的非虛構類作品。如果你也更傾向連貫的閱讀體驗,不妨找成書來讀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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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上不好就是不好,就是全部,不要再跟我提好心這兩個字!」

最近總愛聽作家講些家長里短,比如前一陣刷屏的莫言陪女兒高考的文章,寫到莫言的女兒因為在化學試卷的題幹上改了一個字,輾轉反側擔心被當成作弊。莫言只好各種安慰,直到女兒入睡。

今年四月份新出版的北島精選集《必有人重寫愛情》裡面有篇寫女兒過13歲生日,北島帶她去寵物商店選生日禮物,不料她竟看中了一隻耗子。

還寫他問了女兒一個愚蠢的問題:「若能選擇,你想住在北京還是美國?」女兒閃爍其詞,北島寫道:「在國外住久了,你愛哪個家?這恐怕連大人也答不上來,你只能徘徊在那些可能被標明為家的地點之間。」

看完這兩篇讓我翻起一直沒來得及讀的《致女兒書》,王朔照例在文中插科打諢,但有一段講他和母親的關係卻令人心塞。

儘管當時王朔已經45歲了,母親依舊批評他的穿衣,王朔的心理活動細膩而真實:

「她又來那套,你是我兒子我說你幾句怎麼了,關心你。我大怒,說你少關心我,你怎麼還這樣,就不會尊重別人,一定要用貶低別人的口氣說話,你難道不知道你使別人、一直使家裡人都不舒服嗎。」

「我說一家人誰對誰真抱有壞心想害人?嘴上不好就是不好,就是全部,不要再跟我提好心這兩個字!」

只是每回氣完母親,王朔說他都要後悔,覺得自己很操蛋,但又沒有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