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讀書

呼蘭在《笑場》中說他媽一沒常識、二沒邏輯，所以很難溝通。那我們為何如此缺乏「常識」呢？

小時候去郊區玩，姑父指著田間的稻草人問我它是幹什麼用的，我憋了半天，說了一句是擋雨的。

我們對於現代文明中很多問題的理解和我眼中的稻草人差不多，可笑但未必愚蠢。就像費孝通在《文字下鄉》一文中所說，「那是知識問題，不是智力問題」，而「如果一個人沒有機會學習」，無論智力如何，「還是學不到什麼的」。

我沒在田間地頭生活過，五穀不分並不意外。呼蘭的媽媽沒學過經濟，認為網約車雨天加價是「黑她」也可以理解。我們沒有機會學習有關現代社會的常識，自然會鬧笑話，這和智力無關，而是受教育的結果。

也許在某個時刻，某人的一段話，或某一本書，讓你的大腦「叮咚」一下，意識到即便在現今的條件下，你還是擁有足夠的資源去擁抱常識、回歸正常。

將一本暢銷書存放十年再讀，或許會有不同的體會。2019年讀《我們台灣這些年》，時局已是另一番光景，其珍貴之處不言而喻。而馬世芳的《地下鄉愁藍調》則是「搖滾版」的這些年，而且成書更早。

重聽經典搖滾，也許你需要這樣一本書，既能穿越時空的迷霧，又能與自己的生活產生某種聯結。而對於大多數出生於1972年及以後的大陸青年來說，搖滾樂的意義恐怕只會停留在上學時和朋友組建的某支樂隊，以及後婁燁時代青春電影中的普遍橋段。

所以也不難理解為何他們一面大談鮑勃•狄倫，一面為高牆搖旗呐喊，厚顏無恥地唱著《無地自容》。

相比之下，馬世芳則要幸運得多，時代為他叛逆的青春配上了叛逆的歌。可是沒有羅大佑，哪裡會有周杰倫呢。

正如馬世芳在簡體版序言中多說的，「這本小書，若能讓我們彼此多出哪怕只是一丁點兒真心的體貼，於願足矣。」

《打工女孩》一書的中譯本剛出版時，我曾參加過作者張彤禾在單向街書店舉辦的讀者見面會。萬聖的劉老闆也作為嘉賓出席，當時他主要說了兩點，一個是他特別喜歡作者的老公（也就是何偉）寫東西的方式，一個就是對她書中所寫的家族史很感興趣。遺憾的是，中文版並沒有保留這部分內容。

直到這兩年才完整地讀完了何偉的中國三部曲，以及張彤禾的《打工女孩》。劉老闆的話確實不假，這本書最吸引人或打動人的正是張彤禾作為華裔美國人區別于一名和平隊員的地方。

比如她在書中提到，在1992年的一個冬日，一對中國夫婦在泥濘的人行道拖著行李，用中文向她問路。她過了很久才充滿怨念地回答，彷佛他們要把她拽回一個她已經放下的世界。

前幾天看到綜藝裡的一位馬來西亞華人男嘉賓被問到為什麼來中國，他略帶羞澀地說，因為他始終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我特別能理解，因為之前一名馬來西亞同事來北京工作了好幾年，後來嫁給了一個韓裔美國人，搬到了新澤西。我問她過得怎麼樣，她說都挺好，就是沒人陪她說中文了。

隨著世界的裂痕不斷擴闊，更多人不得不再次對自己的身份做出選擇，這無疑是令人痛苦而又無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