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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LB輾轉成為所謂的「潮牌」之前，也曾令肖申克監獄瘋狂。當魚腩球隊波士頓紅襪在1967年一舉殺入總決賽時，人們仿佛看到了希望，如果連紅襪隊都能起死回生，或許其他人也行。

受此感染的還有故事的主人公安迪·杜佛尼，他重新披上了「自由的隱形外衣」，延續了自我救贖之旅。

截至2021年春，全美在押人數為180萬。而在豆瓣上有超過410萬人標記看過《肖申克的救贖》這部史上最有名的越獄電影。

正如故事的敘述者所言，安迪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于「自由的感覺仿佛一件隱形外衣披在安迪身上，他從來不曾培養起一種坐牢的心理狀態，他的眼光從來不顯呆滯，他也從未像其他犯人一樣，在一日將盡時，垮著肩膀，拖著沉重的腳步，回到牢房去面對另一個無盡的夜。」

讀完斯蒂芬·金的原著，說不好是否對安迪的遭遇更加感同身受。他的特質很可能不是因為他的無辜，而是因為入獄前曾受人尊敬地生活過。

就像書中的「我」所說：「我也很佩服他，儘管他碰到不少麻煩，還是繼續過他的日子，但世界上其他成千上萬的人卻辦不到，他們不願意或沒有能力這麼做，其中許多人根本沒有被關在牢裡，卻還是不懂得過日子。」

只是「我」沒能進一步指出其中的環境因素，在美國，這種差異可能主要是階層導致的。正如《異類》一書所言，中產階級的孩子最終形成了「權利」意識（a sense of entitlement），包括認為自己有權提出自己的特殊要求，有權參與制度互動。他們在各種情景中更加自如，願意分享信息，並希望贏得別人的關注。也正因為如此，安迪才能夠在獄中「重操舊業」，以換取圖書館的擴建和相對更好的待遇。相比之下，勞動階層家庭的孩子無論在甚麼環境下，都不知道如何為達到良好願望「制定策略」。而這種「實踐智慧」正是在家庭中習得的。

對於從未體驗過自由的人來說（比如《我在伊朗長大》的女主人公），忽然間來到一個完全自由的環境，就像服刑多年後被假釋的犯人一樣，他們懷念高牆裡的溫暖並不能證明監獄的優越性。

綜上，安迪的這件外衣，我們恐怕穿不上。

《圍城》讀到最後已經夠慘了，不幸的婚姻令人窒息。但如果再寫下去，就完全是另一個故事了。而這個故事正好被楊絳寫成了《洗澡》。

小時候以為此《洗澡》和張楊拍的電影是一回事，就自動給它配上了電影海報中的圖案 —— 三個半裸的男人朝著你笑。後來才明白，小說中的「洗澡」其實是「洗腦」，這是作者本人在前言中說的。而小說寫的就是將「國民」變成「人民」的過程。

對此，楊奎松在《「邊緣人」紀事》中援引過一段經典的描述：「在改變以前，他們不屬人民範圍，但仍然是中國的一個國民，暫時不給他們享受人民的權利，卻需要使他們遵守國民的義務。」

前兩天熱水器壞了，洗不了澡很難受。要說不洗澡有甚麼好處，想起《美麗人生》中的小男孩因為討厭洗澡而躲過了納粹的毒氣室。裝完新的熱水器，就想起海報上三個開心的男人。與其捨近求遠地談甚麼反烏托邦小說，不如先讀一讀楊絳先生的《洗澡》。

上高一的表弟的寒假作業包括閱讀《紅樓夢》，於是家人對中學生是否該讀這部小說展開了一番討論，反對的觀點用刀爾登的話說大概就是：「如果一個社會中，最出色的頭腦，所鑽研的問題，既非外物，也非自我，而都是些人際之間的長短是非，那麼這個社會的成員，要實際而非想像地生活得越來越快樂，是沒指望的事。」

如何閱讀中國經典，可能一直困擾著很多人。刀爾登的這本小書《不必讀書目》或許是很好的起點。雖名曰「不必讀」，但作者所反對的其實是今人對待一些舊觀念的態度。

比如談到《論語》時，他說：「一個不對自己提問的人，不會明白孔子提出的問題比他回答的要多得多。」「許多人指望在《論語》裡找到解決麻煩的辦法，對這些讀者來說，《論語》倒可能是製造麻煩的書。」

劉瑜評價刀爾登對於歷史是「少有的學進去又學出來的人」，能夠「用反思的眼光去看待歷史的波濤洶湧」。這不正是我們在閱讀經典時所該持有的態度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