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無意間在台灣的英文網站上看到這則消息，想起不久前有關「高鐵是否應該賣衛生巾」的爭論，簡單檢索後發現最新的進展是12306客服人員表示，目前沒有高鐵官方統一售賣衛生巾的說法。
與此同時，相對于高鐵此前引起的熱潮，簡體中文世界似乎並沒有對台北捷運的這一舉措做出任何報導，不僅喪失了持續推動改變發生的機會，也錯過了難得的兩岸交流契機 —— 難道我們不應該在此類共同面臨的問題上加強合作嘛。
據介紹，台北捷運平均每日旅運量超過150萬人，而北京地鐵的數碼可能在數倍之上，未必有條件採取相同的舉措，但並非不可借鑒。冬奧會期間，北京不少地鐵站裡增設了便利店，之後有些已停用。又比如每個地鐵站現在都設立了口罩自動販賣機，甚至安裝了AED（自動體外心臟除顫器），對於同樣是必需品的生理用品，也可以讓生活在這個城市裡的人更容易一些。
就像此前寫到《82年生的金智英》時所說，我們只有設身處地了解到那些具體的難處，才可能在每項細節上做出改變。
昨天看電影前，在二手商店裡淘到一本瑞典語的口袋本《孤獨星球：北京》（2009年版），這裡的Peking是真北京。
前言和目錄頁之間，是人山人海的王府井小吃街，照片裡的橫幅上寫著「為了您的安全請不要乘坐黑車」。
再往裡翻，「三個貴州人」「老書蟲」「參與設計鳥巢的大鬍子藝術家」，這本十幾年前的旅行手冊更像是考古發現，或一首挽歌，對於我花三塊錢它買回來（而使它失去一個或更多潛在的瑞典讀者）的愧疚漸漸消失，因為日新月異的北京等不及一本出版物的更新就轉過身揚長而去了。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在改變，比如書的最後寫道：「北京對於所有殘障人士來說都是一項挑戰……儘管大多數新建築和一些主要景點都已變得更加『無障礙』，但通常沒有甚麼區別。」
不能因為一種懷舊情緒而忽略由來以久的問題。現在的路，不正是過去一步步走出來的嘛。
在瑞典安定下來以後，我把手機和電腦流覽器裡的搜尋器從「Bing」改成「Google」，並開始重新流覽可能會用到的Google服務。
上一次使用Google Docs還是在大學校園裡，為了把整理好的模擬法庭比賽資料分享給隊員。可比賽還沒開始，網頁就打不開了。之後陰差陽錯到華盛頓參加決賽，開大巴的黑人司機得知我從中國來，就對我說：「中國人不喜歡Google。」我糾正他說：「不是中國人不喜歡，是……」然後他就自言自語地重複起了我的話。
隨著周一Google Translate宣布結束在中國大陸的運營，這場為期十二年的告別終於徹底落幕，讓我又想起了這段往事，其中一名參賽的隊員後來還去了新加坡的Google工作。
不知道當美國的電台裡再次播報起這則新聞（「這標誌著美國科技巨頭幾乎完全撤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那位曾與我聊天的司機會不會再次嘀咕起來……
最近常有讀者問我這邊的疫情如何，說實話我也不太清楚，只能說這一個多月來沒有對生活造成任何的影響。頭兩天在斯德哥爾摩還見到過兩三個戴口罩的人，自從來到北雪平之後，就一次也沒有見過了。相比於其他歐洲國家，瑞典已經完全放開。
至於這樣好不好，其實也是無從借鑒的。即便當初採取了完全相反的政策，我們同樣無法確知全社會實際付出的代價。
最近讀蘇力教授2019年8月出版的《是非與曲直：個案中的法理》，開篇就是談2007年的「肖志軍簽拒手術事件」。讓人感到震驚的是，且不說輿論和法學家的觀點有多大衝突，它曾經引發了全民如此深入的討論，以至於多年後再提起，印象比近兩年發生的事情還要深。
我們不能代表缺席的人舉手發言，只是隨便說說自己的感受。還記得出門前一次做核酸時，前面的孩子還沒有核酸的檯子高，那一刻心裡真的很難過。
周日下午難得晴空萬里，沿著上次發現的湖濱小路漫步，看到成群的野鴨伏在水中的樹樁上休息。
還在尋思下次是否該帶些麵包來，就看到鴨子一隻隻撲騰著跳上岸來，原來一位年輕的媽媽正在岸上撒吃的。她的女兒在邊上的童車上看著她。陽光穿過斑駁的樹影，大概構成了生活中最靜谧的場景。
我們匆匆走過，但似乎看到女孩一直歪著脖子，她的媽媽不時幫她扶起來，但很快又低了下去。可年輕母親的臉上並沒有悲傷，她還開心地撒著手中的食物，搖搖擺擺搶食的鴨子彷彿能治癒一切。
我想起史鐵生曾經寫過的那對兄妹，同樣是在晴朗周日的美麗公園裡，少女因為智力缺陷被人欺負，哥哥騎著車瘋狂趕來保護她，然後一句話也不說地帶她她回家。作者近乎絕情地說：「無言是對的。 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這兩樣東西都給了這個小姑娘，就只有無言和回家去是對的。 」
雖然從現實的角度來看這句話無可指摘，但是當弱勢群體受到不公的對待，就只能忍氣吞聲，並總結出「就命運而言，休論公道」，是不是我們就永遠只能生活在叢林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