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周五晚上去電影院看了最近很火的日本愛情電影《花束般的戀愛》，聊一聊看似合拍的的人為何沒能走到最後。
看著戀人的書架微笑固然很美好，但僅靠對書單就認定電影中的小情侶是天作之合未免有些草率。《愛在黎明破曉前》裡的兩人也聊文藝，但深度明顯不同。儘管《花》中的男女同學也都有那麼一點兒個性，但兩人相互吸引更多還是因為能玩到一起。停留在表面的文藝和看球、玩遊戲區別不大。所以男主人公在找到工作後把時間和興趣轉向事業，兩人便失去了共同語言。
影片結尾再次相遇的場景，讓我想起《樂來越愛你》最後的蒙太奇，也想起周芷若臨別時嫣然一笑，對張無忌說，「你們儘管做夫妻、生娃娃，過得十年八年，你心裡就只會想著我，就只不捨得我，這就夠了。」
因此不必為影片的結局而介懷，更不必對愛情感到幻滅。愛是一種能力，也是一種情緒。但愛不是理所應當的，李安不是說過嘛，要每天努力去賺取夫人和女兒的尊重，這就是和小狗之戀的區別吧。
《打工女孩》一書的中譯本剛出版時，我曾參加過作者張彤禾在單向街書店舉辦的讀者見面會。萬聖的劉老闆也作為嘉賓出席，當時他主要說了兩點，一個是他特別喜歡作者的老公（也就是何偉）寫東西的方式，一個就是對她書中所寫的家族史很感興趣。遺憾的是，中文版並沒有保留這部分內容。
直到這兩年才完整地讀完了何偉的中國三部曲，以及張彤禾的《打工女孩》。劉老闆的話確實不假，這本書最吸引人或打動人的正是張彤禾作為華裔美國人區別于一名和平隊員的地方。
比如她在書中提到，在1992年的一個冬日，一對中國夫婦在泥濘的人行道拖著行李，用中文向她問路。她過了很久才充滿怨念地回答，彷佛他們要把她拽回一個她已經放下的世界。
前幾天看到綜藝裡的一位馬來西亞華人男嘉賓被問到為什麼來中國，他略帶羞澀地說，因為他始終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我特別能理解，因為之前一名馬來西亞同事來北京工作了好幾年，後來嫁給了一個韓裔美國人，搬到了新澤西。我問她過得怎麼樣，她說都挺好，就是沒人陪她說中文了。
隨著世界的裂痕不斷擴闊，更多人不得不再次對自己的身份做出選擇，這無疑是令人痛苦而又無奈的。
高中時，我們文科班的班主任是歷史老師，他曾讓我和另一個同學講過一堂歷史課，介紹美國60年代的社會生活。為了準備這節課，我們一起看了《阿甘正傳》，聽了鮑勃•狄倫，我還讀了一本叫做《一場改變了一切的虛假革命》的書。
當年那節課具體講了甚麼早已記不清楚，但之前討論時這位同學的一句話卻讓我印象深刻。她說幾十年後在中國發生的事從某種程度來講是一場喜劇。高中畢業後，她去了美國，後來好像念了哈佛，去了投行。
鮑勃•狄倫的經典之作《答案在風中飄揚》最讓我難以釋懷的一句歌詞是「一個人要有多少只耳朵，才能聽見人們的悲泣」。雖然在更多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捂住雙耳，「想要快樂一些/就要忘掉世界的遼闊」。
世界和平或是虛妄的幻想，但少一個人將戰爭和暴力視為喜劇，就多一份希望。「要犧牲多少條生命，才能知道太多的人已經死去？」不是說好一起向未來嗎？
根據文學作品改編的電影鮮有佳片，更不要提超越原作，那將它們寫成歌會是什麼樣呢？黃磊在2000年發布的專輯《等等等等》似乎成為了唯一的答案，此後再也沒有一張專輯如此「文藝」。
在《邊城》的最後，沈從文寫下了可能是現代中文小說中最有名的結尾——「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等等等等》正是來自於此，「她等著他的承諾/等著他的回頭/等到雁兒過/等等到最後/竟忘了有承諾」。
2002年，沈從文誕辰100周年，有幸在現代文學館看了關於他生平與創作的展覽。一晃二十年過去了，想起《邊城》，也想起黃磊的這張專輯，裡面每首歌都取材于一部文學作品，比如還有朱自清的《背影》，「我知道這以後/以後的以後/可能再見不到你了/只是那時候/極不願意承認這念頭」。
看看專輯封面上年輕的黃磊，再讀一遍《邊城》的結尾，又何嘗不是在寫他呢：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
三年前在電影院看了《四個春天》，它與其說是一部電影，不如說是導演記錄父母退休生活的視頻合集，一部大團圓版的《路邊野餐》，外加貴州旅遊及美食宣傳片，給人的感動並不亞於類似題材的日本紀錄片《人生果實》。
相比之下，《吉祥如意》拍得更專業，內容也更沉重，但絕對值得一看。在前半部分，能看到社會保障的缺位和大鵬的才華，後半部分則能看到戲裡戲外的衝突和劉陸的善良，而對於那些極端的批評大可不提。
家庭的變故、逝去的親人、兄弟的齟齬，不願回首的過去和不敢暢想的未來，《吉祥如意》將平淡無奇而又循環往復的故事娓娓道來，其中的宿命意味並不會因大鵬是名人而有所減損，不過是通過影像的方式予以記錄和傳播。
就像影片結尾處的視頻和英文名「The Reunions」一樣，所有離開的親人，我們終將團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