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關於《活著》的段子有很多，比如余華說自己這麼多年來一直靠《活著》活著，比如張藝謀曾信誓旦旦地說電影《活著》可以過審，還比如余華給《活著》打9.4分，並說「剩下0.6去問問那個豆瓣」。
除了證明余華是個段子手之外，也能透露出幾點信息：《活著》的銷量不計其數；對書的審查尺度通常比電影大一些；余華的小說還有進步空間。
用許子東老師的話總結就是《活著》「多厄運、少惡行，多美德、少英雄」。靠道德消化苦難，在侵害面前保持順從，並把一切悲劇歸結為命運，那最好的結果大概也只能是活著。非但沒有反思過去，還可能成為未來的「教化」工具，不是比「阿Q」來得更划算嘛。
當然，如果讀完《活著》讓你在情感上受到衝擊，並希望把這個故事「讀厚」，那麼它「活著」的意義就體現了出來。
大學期間看《死亡詩社》是源自一位室友的推薦，他的高中老師曾經在班上放過這部電影。我在中學時代沒碰上過這樣的老師，也沒在班上看過電影，教室前的小電視裡唯一播放過的文娛節目是韓日世界盃。
想來也許是因為我們的中學太小，只有積累了一定數量的老師，才可能出一、兩個特立獨行的人。不過，給我們上勞技課的一位男老師確實稱得上與眾不同。簡單來說，這節課的主要內容就是聽他閒扯，他能把傑克·倫敦的《熱愛生命》講得繪聲繪色，也會分析一些廣告設計的理念，總之都是課本以外的趣事。這麼多年過去了，很多「正課」老師的面容日漸模糊，反倒是他講課時的神情仍歷歷在目。
而我的這位室友一畢業就去了新東方，不知他上課時是否放過《死亡詩社》，也不知道他現在是否還在做老師。
呼蘭在《笑場》中說他媽一沒常識、二沒邏輯，所以很難溝通。那我們為何如此缺乏「常識」呢？
小時候去郊區玩，姑父指著田間的稻草人問我它是幹什麼用的，我憋了半天，說了一句是擋雨的。
我們對於現代文明中很多問題的理解和我眼中的稻草人差不多，可笑但未必愚蠢。就像費孝通在《文字下鄉》一文中所說，「那是知識問題，不是智力問題」，而「如果一個人沒有機會學習」，無論智力如何，「還是學不到什麼的」。
我沒在田間地頭生活過，五穀不分並不意外。呼蘭的媽媽沒學過經濟，認為網約車雨天加價是「黑她」也可以理解。我們沒有機會學習有關現代社會的常識，自然會鬧笑話，這和智力無關，而是受教育的結果。
也許在某個時刻，某人的一段話，或某一本書，讓你的大腦「叮咚」一下，意識到即便在現今的條件下，你還是擁有足夠的資源去擁抱常識、回歸正常。
中學歷史考試錯得最離譜的一次是一道材料分析題，我寫的答案是時值盛世，百姓游水嬉戲，十分歡樂。結果正確答案是當時民不聊生，圖中的人並不是在玩水，而是投河自盡。如果早讀過張宏傑的這本《饑餓的盛世》，恐怕會對盛世與普通民眾的關係多一分理解。
用劉瑜的話講就是「沒來的請舉手」，她說知識大概可分為三種：「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以及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而那些「盛世」背後的故事大概就屬於「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那一類知識，於是便相信課本、新聞和短視頻就是全部的事實和真相。
除此之外，對於那些想要重溫自給自足、老死不相往來的舊夢的人，也可以看看乾隆所處的時代是否符合你的想像。
將一本暢銷書存放十年再讀，或許會有不同的體會。2019年讀《我們台灣這些年》，時局已是另一番光景，其珍貴之處不言而喻。而馬世芳的《地下鄉愁藍調》則是「搖滾版」的這些年，而且成書更早。
重聽經典搖滾，也許你需要這樣一本書，既能穿越時空的迷霧，又能與自己的生活產生某種聯結。而對於大多數出生於1972年及以後的大陸青年來說，搖滾樂的意義恐怕只會停留在上學時和朋友組建的某支樂隊，以及後婁燁時代青春電影中的普遍橋段。
所以也不難理解為何他們一面大談鮑勃•狄倫，一面為高牆搖旗呐喊，厚顏無恥地唱著《無地自容》。
相比之下，馬世芳則要幸運得多，時代為他叛逆的青春配上了叛逆的歌。可是沒有羅大佑，哪裡會有周杰倫呢。
正如馬世芳在簡體版序言中多說的，「這本小書，若能讓我們彼此多出哪怕只是一丁點兒真心的體貼，於願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