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凡是綜藝節目中有人提到「死」字，都要在字幕里加上引號，比如笑「死」我了。
在國語詞典中，「死」字的含義其實是非常豐富的，僅作副詞時就有6種不同的解釋，其一便是「非常、極甚。表示程度達到極點」，例如「怕死了」「熱死了」「笑死了」。
網路用語xswl即源自中文的「笑死我了」，常用來表達某事非常好笑或者逗樂了用戶，相當於英文中的「LOL」（Laughing Out Loud，大聲笑）。
有趣的是，瑞典語中的副詞ihjäl也可以表示程度，att skratta ihjäl sig基本上就是「笑死我了」的直譯。同樣是相對內斂的文化，卻都在形容笑時使用了這樣誇張的說法。
中文裡其他常見的表達還包括死板、死守、死記硬背、別把話說死了……原本生動的語言因為節目組的「求生欲」而變得支離破碎，甚至讓觀眾懷疑起自己曾經上過的語文課。
幸虧圍棋節目裡沒有這個毛病，不然真的不知道「死」棋到底是指死棋還是活棋了。
亞洲杯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奪冠熱門日本和南韓隊先後遭到了伊拉克和約旦隊的阻擊。在來瑞典之前，西亞對於我來說只是一個地理概念。
瑞典語課上的同學來自世界各地，自然也包括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亞洲國家。雖然很多人來到瑞典的過程殊為不易，但都在努力融入新的生活。很多同學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樂於和不同母語的人交流。
當然，在聊到吃這個話題時，大家都會不自覺地談起家鄉的美食，比如阿富汗的肉餅，還有阿拉伯語中輾轉來自中文的「茶」。也有不只一個人告訴我，最愛吃的「中餐」是壽司。
無法想像的是，如果沒有泰國、越南以及中東飯館和超市，我們在這裡的生活又會怎樣。
有一次和球友開玩笑，說我以後只和他們練瑞典語之後，才知道大約有一半的人其實是彼此之間說西班牙語的。原來七十年代時很多人為了躲避皮諾切特，從智利來到了瑞典，並從此定居在了北雪平。
在瑞典，不僅更了解亞洲，也更了解世界。對我來說，北雪平又是另一座「北京外國語大學」。
距離S.H.E在春節聯歡晚會上演唱《中國話》已經過去了16年。當時，最後一句歌詞「我們說的話，讓世界都認真聽話」被改成了「我們說的話讓世界期待2008」（當然，一年之後便不再掩飾）。
這一年多在北歐好幾次遇到當地人用漢語和我們搭訕，基本上都說得很流利，也沒有甚麼口音。
「孔夫子的話」是否「越來越國際化」，其實也取決於我們對漢語的認識。在所有外國人用中文拍攝的視頻下面，點贊最多的評論幾乎都是關於語言本身的。
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來，人們依然驚歎於外國人會說中文、敢吃中餐、嫁給中國人。如果我們把中文視為一門國際語言，把中餐當作世界美食的一部分，在成為中國人之前首先成為一個「人」，或許可以真正平視不同的文化。
在小美人魚雕像旁偶遇的丹麥小哥Filip曾在北京和上海都生活過。他說在上海工作的丹麥人從疫情前的2000多人減少到了現在的200多人。他目前在哥本哈根做漢語老師，但很難再回中國長住了。
早上有朋友發給我一條新聞連結，說是國足的翻譯在亞洲杯賽後新聞發布會上因為主教練揚科維奇的一段發言過長而拒絕翻譯。
雖然沒有做過國家隊的翻譯，但之前所在中甲球隊的教練組幾乎曾是國家隊的原班人馬，可以聊聊我對這件事的看法。
在球隊中，主教練不顧翻譯滔滔不絕的情況其實並不少見。尤其是在教練組開會的時候，翻譯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同傳。
當主教練發言過長時，為了保證翻譯的完整和準確而直接放棄翻譯的做法並不說得通。它更多地反映出了球隊成員之間微妙的互動關係。
我曾經寫過，用一位守門員教練的話說，如果我去國安做隨隊翻譯，估計活不過一天。中國球隊裡的等級觀念肯定是要勝過一般職場的。至少從這次發布會來看，揚科維奇在隊中的權威並不像此前媒體所說的那麼大。
在全民的密切關注和足協新一任領導寸步不離的關懷之下，球隊內部的權力關係也是可想而知的。
從群體動力學的角度來看，每個團隊中的成員都扮演著領導者、小丑和專家等不同角色。它們之間如何相互作用，將影響群體的行為、決策和效能。換句話說，它也決定了國足能否將原本有限的水平發揮出來。
除了之前寫過的勞技課老師，我們中學裡還有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就是工作地點離操場最近的看球大爺。那時，我們為了能多踢一會兒球，常和他鬥智鬥勇。但沒有人知道他叫甚麼名字，更不知道他在學校裡的正式稱謂是甚麼。大概在我們的認識裡，除了老師之外，學校裡只包括兩類人，一類統稱為校工，另一類則稱為校領導。
那麼，在瑞典的中學裡都有哪些工作人員呢？我們正好可以隨著一段教學視頻中14歲的阿富汗女孩法蒂瑪一起了解一下。
我叫法蒂瑪。當我第一次來到瑞典學校時，我才14歲。我很幸運，因為我的同學努爾，她也會說達裡語，被我們的導師指派帶我參觀校園。在瑞典的學校裡，導師不僅是老師，還會對學生負有額外的責任。
我們的第一站是學校辦公室。那裡的學校助理安妮塔熱情地迎接了我們。她告訴我，無論是公交卡還是課程表，她都能提供幫助。我注意到有兩扇門，一扇寫著「校長」，另一扇是「副校長」。雖然我們沒去敲門，因為安妮塔說他們在開會，但努爾向我解釋了校長和副校長的職責。
在校園裡，我們遇到了拿著工具的管理員，他負責確保學校設施的正常運行。接下來，我們看到了三扇門，分別是學校護士、輔導員和職業指導老師的辦公室。學校護士會進行身高和體重的測量，並進行疫苗接種。我由於不吃豬肉且對番茄過敏，還收到了一份表格，以確保學校餐食適合我。
輔導員的門是關著的，但努爾告訴我，如果我有任何煩惱，可以找她或學校裡的任何成年人談談。我考慮著可能會這麼做，因為我非常擔心還留在阿富汗的爸爸。
我們還拜訪了職業指導老師，他將幫助我選擇適合的高中課程，並告訴我有關語言引導專案的信息，這是為那些瑞典語水平還不足以開始普通高中課程的學生準備的。
努爾還帶我去了我們的數學課，那天我們有一位代課老師和一位特殊教育老師。午餐後，我們在操場上看著年輕學生踢足球。有一位休閒教育老師在照看他們。最後，我還遇到了我的學習指導老師，賽拉，她也會說達裡語，幫助我理解學校的各種任務。
在這所學校，像我這樣的新生，有權獲得學習指導和母語教學。現在，我知道了學校裡有哪些工作人員以及他們各自的職責，這讓我感到更加安心。無論我遇到甚麼問題，都有成人可以幫助我。我已經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接下來的日子會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