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往年「破五」的炮聲比除夕更響更密，可見人們求財的意願最為強烈。早在上大學時，我就和同學說，這並不稀奇——社會越自由，成功的標準才會越多元。就像崔健唱的，「可是我們生活的這輩子/有太多的事還不能幹呐」。於是，物質財富成了檢驗成功的唯一標準。
謝天佑先生在總結歷史時發現，在傳統社會政治制度和思想下，臣民們形成了「保生存、求富貴」的心理和行為。
從「恭喜發財」到「祝你暴富」，靠賺錢改變命運的道路越走越窄。蓋茨比似乎成為無數青年的「奮鬥目標」。但是「暴富」的蓋茨比並沒有買來尊重，也沒有買來愛情。如果有機會回顧自己的一生，不知他是否會唱一曲「全都是泡沫」。
更可怕的是，人們一面嫌貧愛富，一面又隨時準備「殺富濟貧」。《大亨小傳》的結尾仿佛預示著未來，「我們奮力搏擊，好比逆水行舟，不停地被水浪沖退，回到了過去」。
立春看《立春》，北京街頭的海報從盼盼變成了墩墩，但依然是熊貓，只是廣場上已不再有風箏飛揚。小城裡的異類渴望出走，既抱團取暖，又相互傾軋，春天來了又去，好像沒什麼兩樣。
電影中的舞者胡金泉讓我想起了I Have Something to Tell You的作者，同是成長於保守地區的性少數群體，就更需要流行文化為他們的生活照入一縷陽光。
王彩玲們的悲劇不在於夢想無法實現，沒有人可以保證成功。而是因為她們更多元化的生活方式無法被閉塞的小城和當中的人所接受。同時，她們所嚮往的世界又無法向她們輸入與之對抗或改變現狀的價值觀。
諷刺的是，如果通過視頻網站看電影，除了電影正片以外，專輯列表裡還會出現這樣的內容：「立春：太傻！大齡醜女蔣雯麗遭表白，居然把人拒了」。就此，陽光變成了陰影，小城也變成了大國。
非典停課時在家讀《鼠疫》，但印象更深的是合訂在同一本書中的《局外人》。又過了差不多15年的時間，全世界因為另一場疫情陷入停頓。
直到現在，我仍覺得西西弗神話是最符合人類境遇的隱喻。我們周而復始地推巨石上山，再看它因自重一次又一次滾落。
今天在節日空曠的路上無意聽見一對父子的對話。大概上小學高年級的兒子一本正經地問他爸爸：「如果你的生命還有一炷香的時間，你會做甚麼？」
我沒有聽見他爸爸的回答，只希望那個孩子沒有挨揍。當我們第一次思考嚴肅問題的時候，都應該被善待。
在《局外人》的最後，在臨刑前，「我」突然理解了媽媽為什麼要在晚年找一個「未婚夫」，為什麼又玩起了「重新開始」的遊戲。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哭她。而「我」也準備好把一切再過一遍……
大年初二去電影院看了韓寒的新電影《四海》。因為疫情的緣故，很多人過年沒能回家，看電影成了唯一的娛樂，一百多一張的電影票基本坐滿了。
韓寒導演的電影中，除了第一部略顯生澀外，基本上都有一個完整的故事，而且沒有很low的笑點。《四海》較前作即便沒有進步，也不至於有太大差距，目前5.6的豆瓣評分不知是因為預期過高還是票價過高。
就像電影中男女主人公的對話，不必在意電影的中心思想是甚麼，只要問問你的心中思想是甚麼。還是能夠在不經意間被韓寒的文字遊戲所打動，我們還奢求甚麼呢。
如果周杰倫可以一直是「小公舉」，那韓寒為什麼不能一直是那個不願疊被子的少年呢。雖然《四海》說不上多優秀，但如果你喜歡韓寒之前的電影，又剛好有足夠的預算（或兌換券），這部新片並不會讓你失望。
大年初一，一個人在家加班，手機突然提示鄭鈞的新專輯《兩隻口罩》上線了，雖然都是之前綜藝裡唱過的歌，但還是有種收到禮物的感覺。
在專輯中，聽到了與自己的過去和解（「不要詛咒你的過去/至少它曾經因你而美麗」），聽到了對理想主義的堅持（「手中的旗幟就算百孔千瘡/我還是要繼續揮舞它」），也聽到了對生命的關懷（「一切顛沛流離的人們/一切走投無路的靈魂/快快歸來吧……」）。
當然，我還聽到老鄭念英文時不變的發音，《低空飛行》裡的thirsty實在太像當年《商品社會》中的society。聽到《青春的葬禮》「任何時候心中的明月/都可以重新升起」那一句中的「升起」太像是許巍亂入。
就像專輯封面上被兩隻口罩捂住的心，我們很容易在反思的同時誤傷自己。保持搖滾的反叛，但不玩世不恭或陷入虛無，就是老鄭送給我們的新春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