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間《把自己作為方法》一書已經出版了兩年多的時間，和萬聖那本被翻爛的「浙江村」（《跨越邊界的社區》）相比，項飆的這本訪談錄似乎賣得太好了。
全書讓我印象最深的是項飆作為北大1990年的新生去石家莊軍訓一年的經歷——足以影響這位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的一生。
這幾年，疫情令很多事情推遲或永遠的終結，但大學新生仍準時地在各類社交媒體上貼出參加軍訓的照片。
我們學校當年曾表示殘奧志願者可免軍訓，我在登上前往軍營的大巴前托同學寄出了一封給校長的信。內容很簡單：既然軍訓是法定義務，免除該義務是否也該走法律程序。
當時的校長，也是項飆的北大學長，並沒有讓學院為難我，只是囑咐我不要把信發到「人人網」。相比之下，十八九歲的項飆們則要成熟得多，「大家都在算計如何保護自己，如何取悅你的班長、副班長或者炊事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