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皮克斯最新动画电影《青春变形记》（Turning Red）里的故事似乎有点儿傻，就像青春一样，但情感是真的，恐惧也是真的。
刚好上午读到《真希望我父母读过这本书》里的一个案例，三十八岁的娜塔莉为了改善母女关系，鼓起勇气将真实感受告诉母亲，比如自己分手后不时会陷入抑郁。她的妈妈听完后却只说了一句：“哦，我过得挺好的。”
在那一刻娜塔莉才突然意识到，她的痛苦感受对于母亲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母亲甚至不会承认自己也会痛苦。所以当娜塔莉情绪低落的时候，她的母亲似乎感受到了某种威胁。
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快乐，但更重要的是，当孩子不快乐时，也能接纳他们的感受，并教会他们用人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表达所有的感受。
青春期少女复杂的心理变化和华人家庭相对高压的教育方式在《青春变形记》中相互碰撞，其结果却能让所有年龄和不同文化的人反思与父母和/或孩子的关系。这部电影不公映，确实是很大的遗憾。
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的最后，梁晓声写道，我们“经历了开垦这块神奇的土地的无比艰辛和喜悦。从此，离开也罢，留下也罢，无论任何艰难困苦，都绝不会在我们心上引起畏惧，都休想叫我们屈服……”
同样写上山下乡，史铁生在《插队的故事》中说，当有人质疑知青的感情时，“拍拍良心，也真是无言以对，没话可说。说我的腿瘫了，要不然我就回去，或者要不然我当初就不会离开？鬼都不信。”正是史铁生的这种坦诚，一直贯穿到后来的《我与地坛》，使他的作品有种直入人心的力量。
中篇小说《插队的故事》虽然篇幅不长，但在阅读过程中还是多次让我掩卷（放下手机）而叹。王小波和阿城讲的故事或许更具传奇色彩，但史铁生笔下的人物却真实到无法抗拒。加上他冷不丁的几句抒情或评论，不由得感慨他怎么能写得这么好。
知青运动对于80后已是传说，对于00后更是天方夜谭。史铁生说“历史以自己的脚步在向前走，旁若无人。”如果你对过去、对农村、对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向哪里去有丝毫的兴趣，请千万不要错过《插队的故事》这部小说。
除了诺拉·琼斯以外，当年买过的外国女歌手的CD就只有小红莓乐队了。这支爱尔兰摇滚乐队和它的主唱桃乐丝曾经影响了中国最重要的两位女歌手。但时至今日，王菲和李宇春都没能成为桃乐丝，也没有写出《Zombie》这样的歌。
错过了小红莓乐队2011年7月在万事达中心的演唱会，成为了永远的遗憾。那时距离李宇春在超女总决赛上翻唱小红莓仅仅过去了6年。之后，外国乐队来中国演出的机会也变得越来越少。
在谈到《Zombie》这首反战歌曲时，桃乐丝曾说，最令她感到愤怒的是，那些恐怖分子打着爱尔兰的旗号实施了这些行动。但“那不是我/也不是我的家人”，就是想要表达“那不是爱尔兰，而是一些活在过去的白痴。”
《Zombie》出自小红莓乐队1994年发行的专辑《无可争辩》（No Need to Argue），不知道我们到最后是否都百口莫辩。
有读者建议我写一写《人世间》，我查了一下，这部电视剧一共58集，原著合计一百一十五万字。于是打算写一篇梁晓声的短篇代表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来交差。
用作者本人的话说，在这篇小说于1982年发表之前，他“不过是一个学习写作的文学青年”，而小说的题目也仅仅是为了称颂。开头处对北大荒“鬼沼”的描述，让我想起电影《雄狮少年》中桩阵前的“擎天柱”，其存在或许只是为了提醒人们要保持敬畏，“总会有一座越不过去的高山”。而这片土地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总有人不信这个邪，也不在乎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书中垦荒的知识青年热情、稚嫩，和五十多年后真人秀里渴望恋爱的年轻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那些逝去的生命再也不会回来。而那套令人迷惑的话术至今依然受用，就像小说中的叙述者所说，“我们是多么容易激动和被感动啊！”
去年这时候还没开始在家办公，我曾发微信帮女同事询问公司人力妇女节是否放半天假，我说这一天貌似是“法定节假日”，女人力总监只回复了我两个字“不放”。不知道是出于管理者的决绝，还是权利被剥夺者的愤恨，抑或两者皆有。
根据《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妇女节和青年节都是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在答复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部分公民放假有关问题的请示》时表示：在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期间，对参加社会或单位组织庆祝活动和照常工作的职工，单位应支付工资报酬，但不支付加班工资。
有一句法律格言叫做“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节日上班没有加班费，就不应该叫做节日。那么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只是一种倡议，还是某些单位才享有的特权呢。
而对于很多实际年假超过法定年假的公司而言，在妇女节、青年节的放假安排更像是考验管理者的智慧，完全可以更灵活一些，毕竟一句冷冰冰的“不放”不太符合节日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