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2024年2月29日，谷歌的Doodle换成了一只跳跃的青蛙，简介中的地点写的是“地球”。原来闰日在英语里叫做Leap Day，字面意思就是“跳跃的一天”。
据不完全统计，如果你上学时没有做过一篇关于“Billy将庆祝他的第15个生日，但他马上就要60岁了”的阅读理解，很可能并不熟悉这个词。
可是话说回来，虽然年龄已经是高考时的两倍，现在翻开这些英语教辅书，还是会感到生理上的不适。即使当年真的读到过，也早就不记得了。
因为应试的缘故，一个原本有趣的表达很可能给我们带来截然不同的感受。一方面，确实是学习了阅读，一方面又长久地失去了对阅读的兴趣。
但如果能自由地访问网页、与AI互动、阅读英文书，我们或许还能重燃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单纯因为好玩儿而获取新知。不然的话，英语除了能在课堂上恶心人，还真没什么别的用处了。
最后祝大家Happy Leap Day，也祝Billy生日快乐。希望四年之后，你还能愉快地想起这个词。
来到瑞典之后，发现这里的设施对残障人士更友好，并不只是我个人的感受。瑞典语课上的印度同学也在讨论中写道：他对所见所闻十分感动，希望自己的国家也能效仿。
最近读到一篇关于字幕的公众号文章，但触动最深的是一组读者留言。当有人提到“自己听力不好，字幕对听障人群十分重要”时，更多有相似经历的人在下面展开了讨论：有哪些辅助器具、目前在做什么工作、是否会受到歧视等等。
这时再回过头看文章头图下面一句貌似调侃的话“看视频不开字幕，我就‘聋了’”，是多么不合时宜。尽管类似的表达在我们的语言中难以计数。
令人遗憾却也意料之中的是，在这三十多条回复中，没有一次提到官方或非官方的组织可能提供任何帮助。但仅仅是找到同伴，并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已经让人感受到字里行间的喜悦和欣慰。
可如果有几千万人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却让人觉得“只有我自己这样子”，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对于一个从小学围棋的人来说，复盘和布局、收官等术语一样，都是很具象的事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似乎成为了一门宗教、一句黑话，到了凡事都要讲“复盘”的程度，以至于在郑州水族馆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不讲悲痛、不讲追责、不讲反思，而是表示在对这场悲剧进行“复盘”，听起来十分冷血。
继军事化和工程化的话术之后，技术性语言如今又占据了主流，唯独缺少人的语言。如果我们不把一件事情比作一场战役、一项工程或一门技术，是不是就不会说话了？
在评论一本中国初代成功学书籍时，张彤禾曾说：“它并不敦促人们去发现自我，超越物质上的成功，或者承认自己事业和两性关系的失败。它并不试图改变它的读者。相反，它教读者如何把已经做得很好的事情做得更好：小肚鸡肠，唯利是图，互相嫉妒，勾心斗角，阿谀奉承，巧言令色”。
农心杯上惨遭申真谞逆转的中国围棋队或许需要好好复盘，但对于其他人来说，最好还是不要对这个词着了魔。
前两天有读者留言，说有家人住在北雪平，先后来过三次，都没见过Peking的字样。瑞典超快开始了，也许下次再来的时候，可以去现场看一次比赛，就像到北京不要错过工体一样。
听说港大在假期被打卡游客变成了北大，人们用“小红书”的方式探索一座城的同时，也注定会错过一些东西。
距离葡萄牙之行还有两周多，连ChatGPT都善意提醒道：“C罗的出场情况可能会因为多种原因（如轮休、伤病或教练战术安排）而变化，所以如果你特别希望看到C罗上场，最好提前关注相关的新闻和官方公告”。
比赛地吉马良斯号称是“葡萄牙的诞生地”，和波尔图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除了看比赛之外，还有一周的时间可以在波尔图周边逛逛，但不知有多大一部分已经出现在别人的游记中。
出于对葡萄牙足球的喜爱，初中时的我曾胡乱拨通过葡萄牙的Skype号码，接听的同样是几个半大小子，听说我来自中国，他们坚持要听听中文rap，于是我就对着话筒唱起了周杰伦。
那天，我还学会了一句葡萄牙谚语，如果说“一个人来自中国”（Ele/ela vem da China），那就意味着Ta来自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
在泰国超市碰上新鲜苦瓜，就像过年了一样。上次看到它，还是在斯德哥尔摩。在国内从不主动吃苦瓜的我，毫不犹豫地把它买回了家。一盘苦瓜炒鸡蛋，一直苦到现在。
夏天回国在饭馆吃了清炒丝瓜，爸妈问“是不是太素了”？没过几天，我就给他们看“中超购物群”的聊天记录 —— 人人都想吃的丝瓜最终还是没有到货。前一阵子，心心念念的油麦菜终于上架了，却和白萝卜一起冻坏在路上。
没想到“无肉不欢”的我们在外面最怀念的竟是蔬菜，正应了史铁生那句话：“人缺什么想什么，什么都不缺的就写一条‘艰苦奋斗’的字幅挂在客厅里。”
说起来，无论在世界哪一个角落，凡是中国人多的地方，吃都不是什么问题。若实在放不下中华美食，完全可以选择大一些的城市，毕竟“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胃’”。
“长江、长城、黄鳝、黄喉……”在饿的时候很容易就这样唱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