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相比于安妮·埃尔诺在中国的寂寂无闻，法国哲学家迪迪埃·埃里蓬的自传性社会学著作《回归故里》在国内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作者在书中写道，每当和家人坐在一张饭桌前，就会为他们谈话中毫不遮掩的种族主义感到不适。而安妮·埃尔诺关于她的父母及他们之间“阶级差距”的作品对此作出了完美的解释：
“我们离开家庭和以前的世界（无论如何我们依然属于它们）许久之后‘重回’父母身边时，我们会感受到一种抽离感，无论是在家还是在我们新融入的世界，这种抽离感都会伴随我们。”
和《回归故里》的作者一样，安妮·埃尔诺也经历了两种社会阶层的拉扯，通过自传的方式讲述她的人生故事。
同样是写父母，北野武在《菊次郎与佐纪》中的描述则要温情得多，而结尾处的一句“以上纯属虚构”大概是典型的东方表达。
在大多数时候，中国式的家庭关系还不足以让个体独立到拥有《回归故里》式的反思，这既是幸运的，也是一种不幸。
之前律所来的新实习生是个身高快两米的曼彻斯特人，刚坐下来吃午饭我们就迫不及待地问他支持哪支球队，他尴尬地摇摇头说“曼城”，但其实并不怎么看球。对于球迷而言，拥有不只一支顶级球队的城市总是令人着迷，却忘了未必人人都喜欢足球。
说起和曼城的渊源恐怕还要追溯到初中时代，当时几个同学在圆明园玩完后去旁边一家饭馆吃饭，突然来了一波人坐在了包间的另一张圆桌旁，眼尖的同学认出其中一人是刚去曼城不久的孙继海，于是我们挨个找他签了名。
后来到球队工作时虽然碰到不少国安名宿，但毕竟是工作关系也就没有再次索要过签名。
自从C罗在联赛沦为替补后，刚好可以少看些曼联的比赛，而哈兰德的到来，则让曼城更加难以阻挡。上周末的曼彻斯特德比，仿佛是两代球星之间的另类交接仪式，既残酷无情又充满希望 —— 总会有优秀的年轻人如潮水般涌来。
如果你之前只听说过“外星人”罗纳尔多，也许是时候记住哈兰德这个名字了。遗憾的是，他所在的挪威队没有打进世界杯。万一哪天有莽撞的球迷非要和你聊足球，你可以回答说：“哈兰德太强了，曼城肯定留不住他……”
眼看七天长假就要在加班中结束了，从北溪二号到诺贝尔奖，都不甘寂寞地出现在新闻头条里。和脱了短袖就要穿羽绒服的北京相比，这边的降温过程可谓是不紧不慢。当然，早已穿上秋裤的我们总还能看到一身夏装的路人。
自从办完ID卡后邮件开始增多，从城市介绍彩页到手机运营商协议，似乎一切都要通过寄信完成。前两天冒着毛毛雨将签好的办卡确认函塞到信筒里，想起小学时也是通过同样的方式投稿一篇叫做《我的表弟》的作文，但最终石沉大海。
本来想要寄明信片回家，但听说家里的信箱都拆掉了，不知道那些提供慢递服务的“时光邮局”会不会有一天找不到真的邮局。
App Store前几天推荐了一款叫Slowly的“在线笔友”应用，派送时间取决于用户之间的距离，还可以收集不同国家的“邮票”。这大概是人们找寻旧日美好的新方式吧。
之前推荐过凤凰网体育对武磊的采访，如今他已回到了自己口中的“野球”赛场，而原文的公众号阅读量也停留在一万以下。相对而言，女篮取得世界杯亚军后，新华社对领队姚明的专访则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只是不知人们是否从中读出与“足球环境”的些许差异。
和扬言在决赛中痛击美国队的“球迷”相比，这位篮协主席则要清醒得多，他说球队的成绩是近十年来积累的结果，“我们这时不能头脑发热，我们得很冷静地用一种科学的心态去看待这个问题。”
这届女篮世界杯我只看了半决赛对澳大利亚的最后半节，结束时两名外国女解说员声音沙哑，心悦诚服两队打出了一场经典的比赛。不知道坐在场边的姚明是否回想起在火箭时末节屡被翻盘的经历，但他坦言“我们面对澳大利亚队时，其实没有什么优势。”
让人更加印象深刻的是，当被问到是否会在训练生活中向队员分享经验时，他笑着说“此一时彼一时了，我退役已经10年了”，并意味深长地总结道：“我觉得一个有效率的团队不在于所有人都为一件事情去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和不做什么。”我猜他的下半句是这样的。
在瑞典安定下来以后，我把手机和电脑浏览器里的搜索引擎从“必应”改成“谷歌”，并开始重新浏览可能会用到的谷歌服务。
上一次使用谷歌文档还是在大学校园里，为了把整理好的模拟法庭比赛资料分享给队员。可比赛还没开始，网页就打不开了。之后阴差阳错到华盛顿参加决赛，开大巴的黑人司机得知我从中国来，就对我说：“中国人不喜欢谷歌。”我纠正他说：“不是中国人不喜欢，是……”然后他就自言自语地重复起了我的话。
随着周一谷歌翻译宣布结束在中国大陆的运营，这场为期十二年的告别终于彻底落幕，让我又想起了这段往事，其中一名参赛的队员后来还去了新加坡的谷歌工作。
不知道当美国的电台里再次播报起这则新闻（“这标志着美国科技巨头几乎完全撤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位曾与我聊天的司机会不会再次嘀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