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距离水塔不远的路边始终停着两辆电动车，每次路过几乎都在充电，后来终于忍不住在应用商店里搜了一下，确实是供出租的共享汽车，但能够查到的车源都在斯德哥尔摩。
在共享单车席卷北京之前，我刚刚考完驾照不久，正赶上共享电动车最火的那段时间，出门办事时经常租一辆电动车，比打车便宜不少，顺带练熟了车技。
再往前几年，有一个已经记不起名字的叫车软件搞活动，用特斯拉做了几天网约车，当时还很新鲜，看着车里的触屏问东问西，而现在经常看到小区里几辆特斯拉停在一起。
相比之下，北雪平的街头几乎能看到各个年代的沃尔沃，不时还赶上老爷车爱好者集体出行。整体来说，电动车的比重并不算高。这里也没有共享单车，只有共享电动滑板车，按分钟计费，随便玩两下都要几十块钱。还好平时出门靠步行足矣，另外我也实在不敢骑这个东西。
和“北京饭店”浓郁的装修风格截然相反，这家泰国小馆中没有堆砌任何的异国元素，进门时也不会像亚洲超市那样听到“萨瓦迪卡”的问候。不知什么原因，一句英文都不会说的老板将她的小饭馆命名为“洛杉矶咖啡馆”，墙上贴的照片是梦露和55号公路。
两次周末去都是她的女儿帮忙翻译，不会说瑞典语的食客碰上不会讲英语的老板，在这座小城里终归是小概率事件。和《街头绝味：亚洲》中的Jay Fai一样，她也是一个人完成几乎所有的工作，上菜时她会把桌上的鱼露和白醋摆到汤粉边上。
如同很多开餐馆的移民家庭，能通晓当地语言和乡音已经足够好，她还不会说话的外孙也将在这两种语言环境中长大。如果说这世界上与北欧在气候、文化上处于两极的地区，一定有热情奔放而又阳光普照的东南亚。
和国内的泰餐相比，这里其实更像以前街头的桂林米粉或现在的沙县小吃，但能在多雨的深秋吃到一盘镬气十足的咖喱饭，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呢？
阴雨连绵的周六，又去逛了每周只开两天半的二手店，人比上次还要多，抱着婴孩的年轻夫妇、与朋友聚会的老人、独自在咖啡角看书的女孩，比三里屯的多抓鱼循环商店更加生活。
读完《手机大脑》后确实受到一些触动，今天看了一部Netflix的纪录片《极简主义：时机已到》（The Minimalists: Less Is Now）。同样是老生常谈，但依然切题。
多年以前就读过近藤麻理惠的书，教人如何扔掉不需要的东西。当然，任何运动式的改变在个人层面亦是于事无补。这也是为何大部分自助类书籍虽翻陈出新，但仍常销不衰的原因。
从另一方面来说，“买它”的声音远大于扔掉它，以致于扔完之后又买了更多。极简也好，断舍离也罢，如果不能真的成为价值观念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可能演变为另一种形式的标榜或炫耀，从而冲淡它们原本的意义。
“双十一”马上就要到了。买它，还是扔掉它，这是一个问题。
前天早上半睡半醒之间打开手机，发现有读者留言问我“25美分要换谷爱凌头像了吗？”，我先是一愣，然后回复道：“你再读一遍”。
我们每天离不开手机，很多时候只是期待打开信息的那一瞬间，至于内容是什么，似乎并不重要。这正是瑞典心理健康专家安德斯·汉森在《手机大脑》一书中所关注的问题。
无论愿意与否，我们总能从很多事情中找到背后的生物学依据。比如之前写过的水浒强人心理，是因为“信息情报不足以支撑我们做出理性判断时，大脑最终会以情感的形式告诉我们答案”。
比如“真正吃到羊头肉后总不及痴想时所想象的香”，是因为相比于食物、他人的认可、新体验等能够刺激大脑奖赏系统的事物本身，“对于它们的‘期待感’才是最有效的催化剂，‘期待’最能使我们大脑的奖赏系统活跃起来。”
读到一半时，我打开了手机设置中从未留意过的“屏幕使用时间”功能，发现日均使用时长竟超过了9个小时。而作者在附录中说“如果一定需要规定一个时间，成人或儿童使用手机和面对显示屏的时间不应该超过2小时”，这对于使用电脑办公的人而言当然是天方夜谭。
但是如果连社交媒体的从业者都承认“我们制造出的反馈路径的确会使人们分泌多巴胺，但此举十分短视，会阻碍社会的正常运行”，被手机牢牢控制的人们又怎能不感到警醒呢。
好莱坞华裔演员黄柳霜即将出现在25美分的硬币上，而同样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谷爱凌刚刚荣获ANOC北京2022最佳女子运动员表现奖。
两人所处的时代相差了百年，黄柳霜17岁时在电影《海逝》中首次担任主角，谷爱凌在18岁成为了自由式滑雪最年轻的奥运冠军。
李娜曾拍过一部让国人略显尴尬的耐克广告，过关时工作人员翻阅着她的护照，询问她要去哪做什么——即便你是大满贯冠军，去全世界比赛依然要办签证。黄柳霜虽然已是第三代移民，但她当年出国演戏时仍须向美国移民局申请针对美国华裔公民的表格，并在返美时报告家庭成员的详情。而谷爱凌似乎已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如果说黄柳霜在法律、身份认同等方面遇到的困境是囿于时代的局限，那么有关谷爱凌的争议则更多来自个人选择。当个体能够更游刃有余地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回旋，至少说明现在比一百年前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当然，随着二者价值的不断割裂，也势必会为这种选择承担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