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前一阵，微信读书的首页上经常发布一些有趣的书摘，和现实相对应，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有了。它很像上小学时老师留的摘抄作业，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本子。
虽然接受微信读书是从关闭所有社交功能开始的，但通过它分享书摘却很方便，特别是在微信的生态下。不同于网上流传的名人名言，书摘的出处明确，并且可以快速找到原文。
很多人常把一本书或一部电影的内容浓缩到一篇公众号的文章里，让读者通过最短的时间满足求知欲和好奇心。
相比之下，我更倾向于用尽量简单的方式推荐喜欢的作品，把阅读或观影的乐趣留给读者。当然，更为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让作者自己说话。于是，决定在这里增设一个书摘版面，就算是补做小时候的摘抄作业。
当然，如果说“断章取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原作的背叛，但若能就此为好书“引流”，也算是有意义吧。
工作中的甲方是一家国际银行集团，常在分析报告中通过解释“损失规避”来鼓舞投资者继续投资，也就是说大部份人都认为赔$100的痛苦感远远大于赚$100的快乐感。可即便知道这属于一种认知偏误，在损失时就不痛苦了吗？同样的理论也可以应用到球迷身上，如果赢球带来的喜悦远不及输球时的苦闷，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看球呢？
按理说，我早已过了输球砸电视的年龄（或者说所幸水塔里没有电视），但这一次真的是抱了很大的希望，不甘心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然而吊诡之处就在于，很可能正是输在了这种在球队和球迷中蔓延的优势意识。下棋时体现在处处缓手，踢球时就是不够坚决吧。
小时候看球觉得惊险刺激，一路养成了习惯。可是当我们不再年轻，生活本身已经充满了各种变数和未知，是否还要再为一件不可控的事情熬夜叹息呢？也许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亦或是足球的魔咒？
前两天没有比赛，我随手往群里发了一条信息：
预测一波90分钟比分
克罗地亚0:1巴西
荷兰2:2阿根廷
摩洛哥1:3葡萄牙
英格兰0:0法国
发完我就后悔了，我又不打算买彩票，可万一全猜对了，半年就不用工作了。要是一个没猜中，别人看着多傻啊。于是今天看球时就希望这两个结果都不要出现。果然，巴西被克罗地亚逼到了加时，而荷兰神奇地连追两球，让我的预测既有偏差，又不至于离谱。
可见，杀死看球乐趣的最佳方法就是猜比分，更不要说买球了。一旦将自己代入上帝视角，就容易变得偏执。
除了自己支持的球队，输赢其实没那么重要。我上一次特别想让一个队赢还是在中甲球队做翻译时，因为那周领队曾悄悄告诉我不仅工资的问题解决了，还替我争取了赢球奖。所以当外援打入补时绝杀后，我从看台上跳了起来。当然，那也不过是一次空头支票罢了。
这两天陆续听到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感染新冠，一些原本将疫情视作禁忌话题的微信群今天竟刷了屏。刚好晚上读到詹青云写她在贵州厂矿的成长经历。她说：“改制是红火时代结束后的应对方法……从改制那天起，再被问起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了。矫情地说，我们也是失去了故乡的人吧。这个故乡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三年来，防疫大概早已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很多小孩的童年。突如其来的改变让人们一时难以适应。有些人自信满满，“药都是给家人准备的，自己肯定是无症状”，有些则顶着烧反思“自己可能过于骄傲了”。但不管怎么说，就像詹青云在书中写到的，“所有制的改变可以在旦夕间完成，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却不能”。
后来她离开家去香港读书，才有一种不再被“小社会”监视的解脱。但因为感受到人情的冷淡，开始美化并怀念过去。不知有多少人会很快怀念起排队做核酸的热闹，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和体制的关系远比想象中暧昧。
疫情前的中国
原来陈晓卿团队也拍过美食之外的纪录片，这部与NHK联合制作的中国版《纪实72小时》刚好记录了人们在疫情前的生活。
在这个让人过敏的春天，看到镜头前一张张还未久戴口罩的面孔，想起《双城记》开篇被无数次引用的那段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
最近看了几集《心居》，惊诧于编剧把每个人都写得那么不招人喜欢。相比之下，《纪实72小时》没有事先写好的剧本，在城市的一隅，和路人聊聊他们的生活，则要可爱得多。
八零后的长沙小哥在解放西路的小餐厅感叹“我们生活在最悲催的年代”；小女孩在798的时光邮局把信寄给2035年的自己，因为“老师说那天中国正式超越美国”；来自西伯利亚的红嘴鸥在昆明的城市公园过冬，临行前久久盘旋，与人们告别……
《敬你demo》：半首歌感动世界
距许飞在微博上发布这首demo已经快两年了。“落叶纷纷还独自上阵”不知曾唱哭多少人。经多次翻唱、改编、再创作，歌曲终于完成，却也丧失了原本的韵味。新加入的歌词，没能像歌中唱的那样“心怀分寸”，难以支撑副歌的厚重，反而觉得矫作。
当然，主歌部分其实是逻辑清晰的，写一个女孩儿离开家走向社会，感情受了伤，慢慢懂得生活的道理，但还需要靠音乐给自己打气。这应该也是创作者的初衷。没想到一次偶然的机缘，变成了“听歌的人断了魂啊，写歌的人最无情”。
围观的尺度
朱天心的小说《拉曼查志士》主人公因为一个非常正直的朋友在某色情场所发生的火灾中丧命，而决计不走任何可疑的路线，以免亲人发现他死时感到困惑。
这就像疫情暴露了太多原本隐秘的行程。从街头到线上，人们从来没有停止围观，甚至总结出某种规律，并不厌其烦地传播。
因“防疫”而公之于众的个人信息，有点儿像晚上开着灯但没拉窗帘的邻居，你明知道可以看见，也有点儿想看，但是你明白你不该去看，更不该去评判。毕竟每个人都可能有拉不上的窗帘。
和大伙儿去乘凉
虽然已经立夏了一段时间，这周屋里的温度才渐渐热起来。饭后下楼溜达，打牌的老人、踢球的孩子照例在小花园里玩得热闹。小超市在几次清库存后又恢复了常态，只是再没听到甩卖剩菜的吆喝声。
小区附近的高压线公园因为“打药”关了好几天，有人在门口不舍得离开，有人则健步翻了进去。
还开着的小饭馆在门口摆起了摊，路人恣意地挑选着熟食，鸡蛋灌饼依然卖得火热。世界杯改到了冬天，不知是该庆幸，还是早已无关。
进出小区的送餐员比前阵子更加顺畅，整个城市都在靠他们无声地支撑着。
白天的大喇叭结束后，夜晚显得格外清静。抬头可以望见北斗七星，不远不近处闪烁着北极星。
这是五月中旬的北京，一个尚可“和大伙儿去乘凉”的城乡结合部。
谁还在乎格里高尔？
由戈尔出镜、荣获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的电影An Inconvenient Truth在大陆被译为《难以忽视的真相》，而台译《不愿面对的真相》似乎更接近本意。inconvenient在这里就是指“不合时宜、令人为难”。同样是讲全球变暖，比尔·盖茨所写的《如何避免气候灾难》的中译本更名为《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非典时很多人读了加缪的《鼠疫》，而新近发生的历史则更适合读卡夫卡的《变形记》。主人公格里高尔变身甲虫，成为全家人“不愿面对的真相”。起初是“不合时宜”，后来逐渐演变为“令人为难”。
故事的开头因为入选中学课文而尽人皆知，但只写到主人公身体的变形。后面一家人对他态度的变化，才是小说最精彩却又最残酷的部分。
最终，格里高尔在饥饿和悲伤中死去。他的父母和妹妹如释重负，书中写道：
“一家三口随后相偕离开公寓，搭电车到郊外去，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这么做了。温暖的阳光洒进车厢，里面只有他们三个人。他们舒服地靠在椅背上，商量着未来的前景，结果发现仔细想想，一家人的前景并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