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距离S.H.E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中国话》已经过去了16年。当时，最后一句歌词“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被改成了“我们说的话让世界期待2008”（当然，一年之后便不再掩饰）。

这一年多在北欧好几次遇到当地人用汉语和我们搭讪，基本上都说得很流利，也没有什么口音。

“孔夫子的话”是否“越来越国际化”，其实也取决于我们对汉语的认识。在所有外国人用中文拍摄的视频下面，点赞最多的评论几乎都是关于语言本身的。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人们依然惊叹于外国人会说中文、敢吃中餐、嫁给中国人。如果我们把中文视为一门国际语言，把中餐当作世界美食的一部分，在成为中国人之前首先成为一个“人”，或许可以真正平视不同的文化。

在小美人鱼雕像旁偶遇的丹麦小哥Filip曾在北京和上海都生活过。他说在上海工作的丹麦人从疫情前的2000多人减少到了现在的200多人。他目前在哥本哈根做汉语老师，但很难再回中国长住了。

早上有朋友发给我一条新闻链接，说是国足的翻译在亚洲杯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因为主教练扬科维奇的一段发言过长而拒绝翻译。

虽然没有做过国家队的翻译，但之前所在中甲球队的教练组几乎曾是国家队的原班人马，可以聊聊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在球队中，主教练不顾翻译滔滔不绝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尤其是在教练组开会的时候，翻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同传。

当主教练发言过长时，为了保证翻译的完整和准确而直接放弃翻译的做法并不说得通。它更多地反映出了球队成员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

我曾经写过，用一位守门员教练的话说，如果我去国安做随队翻译，估计活不过一天。中国球队里的等级观念肯定是要胜过一般职场的。至少从这次发布会来看，扬科维奇在队中的权威并不像此前媒体所说的那么大。

在全民的密切关注和足协新一任领导寸步不离的关怀之下，球队内部的权力关系也是可想而知的。

从群体动力学的角度来看，每个团队中的成员都扮演着领导者、小丑和专家等不同角色。它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将影响群体的行为、决策和效能。换句话说，它也决定了国足能否将原本有限的水平发挥出来。

除了之前写过的劳技课老师，我们中学里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就是工作地点离操场最近的看球大爷。那时，我们为了能多踢一会儿球，常和他斗智斗勇。但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更不知道他在学校里的正式称谓是什么。大概在我们的认识里，除了老师之外，学校里只包括两类人，一类统称为校工，另一类则称为校领导。

那么，在瑞典的中学里都有哪些工作人员呢？我们正好可以随着一段教学视频中14岁的阿富汗女孩法蒂玛一起了解一下。

我叫法蒂玛。当我第一次来到瑞典学校时，我才14岁。我很幸运，因为我的同学努尔，她也会说达里语，被我们的导师指派带我参观校园。在瑞典的学校里，导师不仅是老师，还会对学生负有额外的责任。

我们的第一站是学校办公室。那里的学校助理安妮塔热情地迎接了我们。她告诉我，无论是公交卡还是课程表，她都能提供帮助。我注意到有两扇门，一扇写着“校长”，另一扇是“副校长”。虽然我们没去敲门，因为安妮塔说他们在开会，但努尔向我解释了校长和副校长的职责。

在校园里，我们遇到了拿着工具的管理员，他负责确保学校设施的正常运行。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三扇门，分别是学校护士、辅导员和职业指导老师的办公室。学校护士会进行身高和体重的测量，并进行疫苗接种。我由于不吃猪肉且对番茄过敏，还收到了一份表格，以确保学校餐食适合我。

辅导员的门是关着的，但努尔告诉我，如果我有任何烦恼，可以找她或学校里的任何成年人谈谈。我考虑着可能会这么做，因为我非常担心还留在阿富汗的爸爸。

我们还拜访了职业指导老师，他将帮助我选择适合的高中课程，并告诉我有关语言引导项目的信息，这是为那些瑞典语水平还不足以开始普通高中课程的学生准备的。

努尔还带我去了我们的数学课，那天我们有一位代课老师和一位特殊教育老师。午餐后，我们在操场上看着年轻学生踢足球。有一位休闲教育老师在照看他们。最后，我还遇到了我的学习指导老师，赛拉，她也会说达里语，帮助我理解学校的各种任务。

在这所学校，像我这样的新生，有权获得学习指导和母语教学。现在，我知道了学校里有哪些工作人员以及他们各自的职责，这让我感到更加安心。无论我遇到什么问题，都有成人可以帮助我。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接下来的日子会怎样。

今晚欧洲足坛的比赛不多，在切尔西负于米德尔斯堡的评论区里还能看到中国足球刚刚诞生的新梗。

一天前，第102届日本高中足球大会落下帷幕。为了能够在2050年夺得世界杯冠军，让全国足球人口达到1000万人，日本足协上个月曾发起了一项众筹，计划每年筹集约合150万人民币，旨在完善青训体系，包括举办全国U18联赛。

近日，韩国球星孙兴慜的父亲孙雄政在接受韩国媒体的采访时谈到了即将到来的亚洲杯，他认为“韩国足球在各方面都落后于日本，韩国不应该夺冠。即使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夺冠，只会导致没什么用的结果，让人担心韩国足球会生病。”

刚开始写公众号的时候，李铁还是中国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时过境迁，但“团结是铁TIE Together”的口号还历历在目。“团结是铁”或是戏言，但“绑在一起”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相比之下，最容易解绑的反倒是球迷，至少目前还有选择不看的自由。

在球队时曾听到过这样的段子：一名球员踢完假球后，被老板绑起来装在麻袋里，问他下回还敢不敢。

《新京报》快评说“南方小土豆”的称呼没有恶意，因此不必过于敏感。可问题是，没有恶意，就可以随便给同学起外号了吗？更何况外号的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如果你的朋友把对你的昵称使用在了和你来自相同地方的人身上，那它还是昵称吗？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不好吃的西餐叫“白人饭”，非洲球员的特点是“黑又硬”。这类词语很容易强化对某个群体的刻板印象，以及“我们”和“他们”的区分，增强文化隔阂。

遗憾的是，当很多正常的语言变成了敏感词的同时，那些本该敏感的地方却可以口无遮拦。

网络语言来得快，去得也快，但铺天盖地使用确实会在有意无意间影响人们的认知。最近体感温度降到了零下十五度，当我看到几个南方朋友还穿着单薄的羽绒服时，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个词。如果我还在上小学，很可能会脱口而出，而不去顾及他人的感受，毕竟我又没有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