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来到瑞典之后，发现这里的设施对残障人士更友好，并不只是我个人的感受。瑞典语课上的印度同学也在讨论中写道：他对所见所闻十分感动，希望自己的国家也能效仿。
最近读到一篇关于字幕的公众号文章，但触动最深的是一组读者留言。当有人提到“自己听力不好，字幕对听障人群十分重要”时，更多有相似经历的人在下面展开了讨论：有哪些辅助器具、目前在做什么工作、是否会受到歧视等等。
这时再回过头看文章头图下面一句貌似调侃的话“看视频不开字幕，我就‘聋了’”，是多么不合时宜。尽管类似的表达在我们的语言中难以计数。
令人遗憾却也意料之中的是，在这三十多条回复中，没有一次提到官方或非官方的组织可能提供任何帮助。但仅仅是找到同伴，并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已经让人感受到字里行间的喜悦和欣慰。
可如果有几千万人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却让人觉得“只有我自己这样子”，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对于一个从小学围棋的人来说，复盘和布局、收官等术语一样，都是很具象的事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似乎成为了一门宗教、一句黑话，到了凡事都要讲“复盘”的程度，以至于在郑州水族馆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不讲悲痛、不讲追责、不讲反思，而是表示在对这场悲剧进行“复盘”，听起来十分冷血。
继军事化和工程化的话术之后，技术性语言如今又占据了主流，唯独缺少人的语言。如果我们不把一件事情比作一场战役、一项工程或一门技术，是不是就不会说话了？
在评论一本中国初代成功学书籍时，张彤禾曾说：“它并不敦促人们去发现自我，超越物质上的成功，或者承认自己事业和两性关系的失败。它并不试图改变它的读者。相反，它教读者如何把已经做得很好的事情做得更好：小肚鸡肠，唯利是图，互相嫉妒，勾心斗角，阿谀奉承，巧言令色”。
农心杯上惨遭申真谞逆转的中国围棋队或许需要好好复盘，但对于其他人来说，最好还是不要对这个词着了魔。
前不久，市图书馆的二层突然多出了几个漫画书架，原来是正在对青少年区进行拓展。结果立竿见影，第二天中午就看到好几对儿初中生坐在那边搂搂抱抱。等下午放学后，也常有小学生来图书馆打游戏。我们也成功地借到一张Switch游戏卡 —— 重温了俄罗斯方块。其他主机的游戏卡就更丰富了。
瑞典语教材上有篇专门讲图书馆的课文，就叫“图书馆：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地方”（Biblioteket – en plats för alla，没错，就是之前介绍过的alla）。
根据瑞典法律，每个市都必须设立图书馆。在被问到图书馆为什么很重要时，图书管理员Anna Karlsson解释说：“图书馆是民主社会的一部分，让每个人都能阅读书籍、查询信息、使用电脑和了解文化。图书馆还是一个重要的聚会场所，不管是独自一人，还是与他人一起，都无需付费。”
很多人觉得图书馆只是一个借书的地方，但是在这里还可以参加“语言咖啡角”、看报纸、获得作业辅导、使用网银、听讲座和音乐会等等。
既然图书馆对于社区如此重要，那么人们又是如何对待图书馆的呢？去年万圣节，哥德堡市图书馆本应闭馆，但工作人员却忘了锁门。结果人们像往常一样来到这里，阅读、借书，直到工作人员发现了这次乌龙 —— 共有446人进入了图书馆，借走了245本书，其他什么也没有发生。
距离S.H.E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中国话》已经过去了16年。当时，最后一句歌词“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被改成了“我们说的话让世界期待2008”（当然，一年之后便不再掩饰）。
这一年多在北欧好几次遇到当地人用汉语和我们搭讪，基本上都说得很流利，也没有什么口音。
“孔夫子的话”是否“越来越国际化”，其实也取决于我们对汉语的认识。在所有外国人用中文拍摄的视频下面，点赞最多的评论几乎都是关于语言本身的。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人们依然惊叹于外国人会说中文、敢吃中餐、嫁给中国人。如果我们把中文视为一门国际语言，把中餐当作世界美食的一部分，在成为中国人之前首先成为一个“人”，或许可以真正平视不同的文化。
在小美人鱼雕像旁偶遇的丹麦小哥Filip曾在北京和上海都生活过。他说在上海工作的丹麦人从疫情前的2000多人减少到了现在的200多人。他目前在哥本哈根做汉语老师，但很难再回中国长住了。
除了之前写过的劳技课老师，我们中学里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就是工作地点离操场最近的看球大爷。那时，我们为了能多踢一会儿球，常和他斗智斗勇。但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更不知道他在学校里的正式称谓是什么。大概在我们的认识里，除了老师之外，学校里只包括两类人，一类统称为校工，另一类则称为校领导。
那么，在瑞典的中学里都有哪些工作人员呢？我们正好可以随着一段教学视频中14岁的阿富汗女孩法蒂玛一起了解一下。
我叫法蒂玛。当我第一次来到瑞典学校时，我才14岁。我很幸运，因为我的同学努尔，她也会说达里语，被我们的导师指派带我参观校园。在瑞典的学校里，导师不仅是老师，还会对学生负有额外的责任。
我们的第一站是学校办公室。那里的学校助理安妮塔热情地迎接了我们。她告诉我，无论是公交卡还是课程表，她都能提供帮助。我注意到有两扇门，一扇写着“校长”，另一扇是“副校长”。虽然我们没去敲门，因为安妮塔说他们在开会，但努尔向我解释了校长和副校长的职责。
在校园里，我们遇到了拿着工具的管理员，他负责确保学校设施的正常运行。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三扇门，分别是学校护士、辅导员和职业指导老师的办公室。学校护士会进行身高和体重的测量，并进行疫苗接种。我由于不吃猪肉且对番茄过敏，还收到了一份表格，以确保学校餐食适合我。
辅导员的门是关着的，但努尔告诉我，如果我有任何烦恼，可以找她或学校里的任何成年人谈谈。我考虑着可能会这么做，因为我非常担心还留在阿富汗的爸爸。
我们还拜访了职业指导老师，他将帮助我选择适合的高中课程，并告诉我有关语言引导项目的信息，这是为那些瑞典语水平还不足以开始普通高中课程的学生准备的。
努尔还带我去了我们的数学课，那天我们有一位代课老师和一位特殊教育老师。午餐后，我们在操场上看着年轻学生踢足球。有一位休闲教育老师在照看他们。最后，我还遇到了我的学习指导老师，赛拉，她也会说达里语，帮助我理解学校的各种任务。
在这所学校，像我这样的新生，有权获得学习指导和母语教学。现在，我知道了学校里有哪些工作人员以及他们各自的职责，这让我感到更加安心。无论我遇到什么问题，都有成人可以帮助我。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接下来的日子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