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疫情前的最后一个夏天，新裤子乐队在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中夺冠。总决赛前，彭磊演唱了乐队代表作之一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副歌里有一句是“物质的骗局，匆匆的蚂蚁，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
一年后，新裤子乐队作为助演参加了受众更广的《乘风破浪的姐姐》，再一次表演这首歌时，却使用了电影《缝纫机乐队》插曲的版本，将歌词换成了“物质的骗局，匆匆的蚂蚁，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从“没有文化”到“没有理想”，同一首歌在摇滚和流行中切换自如，让人不得不感叹彭磊的精明。与其承受冒犯观众的风险，不如灌下一剂人畜无害的鸡汤。
然而这首歌并不是为了展示优越感，而是对文化受到戕害感到痛惜，进而质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反智”现象。如果说有谁真的因此感到害怕，那一定是希望所有人都像他一样没有感情。
晚上没有看罗大佑的线上演唱会，但白天的新闻让我想起他40年前的歌《亚细亚的孤儿》 ——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后来汪峰也写了一首歌，叫做《美丽世界的孤儿》。
上周，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电视机前随着周杰伦唱到嗓子沙哑，又有多少人随着王心凌跳到地板震动。其实，能够永远活在流行音乐里又何尝不是最大的幸事。让后代可以心安理得地追求人间的快乐，或许是罗大佑们最大的成就。
去年跨年时的愿景还是“让我与世界重归于好”，如今看来更像是一种奢望。如果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曾经是一道大题，现在则更像是一道选择题。视而不见或避而不答都于事无补，因为它在老人的朋友圈里，在小孩的考卷里，在医生的宣判和法官的药方里。
上一次出远门时路过重建的工人体育场，不知道外面那些亚洲杯的标识拆了没有。
一直以为我姑父是七零后，后来听他说是六九年的，就和他聊起《加州旅馆》里那句经典的双关语：“从1969年起我们就再也没有这种酒（精神）了”。
有时越是耳熟能详的老歌，越容易忽略它的歌词，尤其是小时候听的英文歌。我也曾经把“Come on Come on给我感觉”唱成“Coca Cola给我感觉”，毕竟是雪碧的广告曲嘛。
而有时又觉得一句歌词可以概括整个世界，比如《加州旅馆》的最后一句：“You can check out any 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 never leave.（你随时都能退房，但永远走不了。）”
同样写人生际遇，《在酒楼上》也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
不是国内很多地名都来自欧美嘛，随手搜了一下，最近的“加州旅馆”在6.2公里外，还有的在梧州、保定、庆阳、宜昌……
小学组织去鹫峰郊游，每人发了一把葵花籽，带回来种在姥姥家门口的花坛里，希望能长出向日葵。后来，表哥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叫《失败的向日葵》，不知道和它有没有关系。
多年以后的一个初夏，和几个大学同学一起在宿舍阳台偷放孔明灯，同样没有成功，但却成为了难忘的回忆。
之后汪峰出了《生无所求》那张专辑，里面有首歌叫《向阳花》，是写给他女儿的，有时心里会突然响起它的旋律。
“这个世界有一点点脏，有点荒谬有点疯狂，前方的路是那么漫长，也许你会迷失方向。”
早晚有天，孩子们都会长大，能听懂这首歌。但就像汪峰所说的，《向阳花》表达了对孩子最深的祝愿。
“如果你可以，如果你能够，希望你是那纯洁的向阳花。在这美丽的艰辛的生命中，坚强地灿烂地绽放。”
崔健在线上演唱会上用手笔画出一个六，是因为他把《不是我不明白》的歌词“二十多年来我好像只学会了忍耐”中的“二”改成了“六”。又忍了四十年。
这场名为《继续撒点野》的演唱会以《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结尾，虽然唱了多首新专辑的歌曲，但始终不见标题中的那首《继续》，“你的身体弯曲，为我哭泣。你的心却要我继续”。
至于那些打开链接后一头雾水，问为什么不唱“一无XX”或“一块XX”的人，可能连老崔自己也想不明白。
有时忍耐是有意义的，比如《肖申克的救赎》。有时则只是忍耐，比如专辑越出越多，歌曲却越唱越少。
老崔是卖力的，窦文涛是合格的，赞助商是电动车，叫什么已经想不起来了。这样一场摇滚直播能为我们留下些什么呢。我在鼓楼的唱片店买了一张《解决》，却不知道该在哪里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