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说起加班，总会想到之前工作的律所里关于一位香港合伙人的传说：他一个人有白班、夜班两个秘书。白天下班后，他就去健身房，锻炼完了再继续上班，等待他的已是夜班秘书。可问题是健身真的可以替代休息吗？
每次周末踢球都是兴高采烈地出门，垂头丧气地回来，即便不伤也是步履蹒跚、胃口全无。一来很佩服踢完球后还可以开车几十公里回家的球友，二来也总怀疑踢球到底是为了什么，反正不是锻炼身体。
带着这些问题，不妨读一读新出版的《锻炼》一书，从人类学的角度了解一下锻炼和躺平哪一个更符合人类的天性，以及更多围绕锻炼所产生的迷思。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作者和译者曾在同一年参加过波士顿马拉松比赛，成绩还十分接近，也算是对研究内容身体力行。
当作者询问以擅长跑步著称的塔拉乌马拉人题目中的问题时，得到了几乎一致的答复：
“追山羊的时候。”
在电影《我的个神啊》中，阿米尔·汗饰演的外星人因为把神贴在脸上而免遭毒打。
求生欲极强的《乘风破浪》节目组不仅将“全国妇联宣传部”列为指导单位，还审时度势地删改一切负面表述。除引起郑智化的抗议外，就连唱到抖音神曲中“善解人意的孩子最后都输，都被爱辜负”云云，都要悄悄隐去歌词字幕。
45年前，当刘心武创作短篇小说《班主任》时也曾面临同样的自我怀疑。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呢？”
如今看来，这篇谨小慎微、充满自我保护意识的“官样文章”似乎已经很难再打动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可吊诡之处就在于，里面的故事却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
小说以“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开篇，讲述了班主任张俊石老师决定接收“问题青年”宋宝琦到班里上课所引发的震动。
其中，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做“阶级斗争”的团支书谢惠敏成为了点睛之笔。她对下乡学农时拿了个麦穗的男同学上纲上线、因团员过组织生活时打瞌睡而像老师告状、一口咬定有外国人谈恋爱插图的《牛虻》是黄书……
于是，当时被认为呼应了鲁迅“救救孩子”的《班主任》在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认识到真正需要救的孩子其实是团支书谢惠敏。
转眼间谢惠敏们已到了耳顺之年，不知有多少人开始自己思考，而不是只听别人的话。今天的课堂里又有多少班主任为了说一句人话而不得不把神贴在脸上。
救救老师……
翻开《认得几个字》，很快就能理解周轶君在《他乡的童年》遍访国外幼儿园、小学后回到国内，为什么首先拜访张大春了。这本大作家教一双儿女认字的奇书确实让人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对于“他山之石”能起到多大效果，其实张大春早已给出了他的答案：“我们能够有多少工具、多少能力、多少方法去反省和解释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能够维持多么丰富、深厚以及有创意的语文教育。”
如果说学校和社会缺乏这种反省的意愿和能力，这本书又能给家庭教育哪些启示呢。
小时候有段时间，每当坐车路过一个新的地方，我爸总会讲些奇闻轶事。这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他还会测试。以至于再次经过那些地方的时候，我都会很紧张。
张大春也是这样一位父亲，每天花两个小时和孩子们共进晚餐，并随机运用聊到的话题，“设计孩子们能够吸收而且应该理解的知识”。相比于总是“穷紧张”的爸爸，兄妹俩不时语出惊人，让全书趣味无穷。
至于测试环节，可能是因为他也害怕考试吧，到了坐四望五的年龄，每年还要做不下十次有关考试的噩梦，而且和我之前写的一样，他也会在梦中安慰自己：“不要紧的，你早就毕业了！”
当然了，对考试的恐惧并不代表对知识的厌恶。恰恰相反，诚如张大春在序言中所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觉得自己已经过了学习认字的阶段，那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智开始萎缩，我们的语言趋于乏味，我们被口头禅包围攻占乃至于侵蚀、吞噬”……
自从写公众号以来，常有读者抱怨每次刚读进去就结束了，为什么不写得长一点。其实，这也和我的阅读习惯有关。我之前很少看公众号，像“六神磊磊读金庸”这种也是最近集结成册之后，才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那些花里胡哨的排版和插图在我看来是影响阅读的。
所以不知道今天想要介绍的这本书，有多少读者之前曾读过他们的公众号，就是网易人间所编的《在工作中，看到中国》。李诞说每个人都能做5分钟的脱口秀演员。他们也可以做5分钟的作家，这些不同职业的人所写下的自述文章确实有种震慑人心的力量。
如果说《千与千寻》中关于工作的隐喻是为日本低欲望社会所开的药方，那么本书序言开篇所说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基于国人的勤奋”则更像一针鸡血。在习惯了宏大叙事之后，我们实在太需要停下来看一看每一个职业、每一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就像前一阵出版的《张医生与王医生》，《在工作中，看到中国》也是我们迫切呼唤的非虚构类作品。如果你也更倾向连贯的阅读体验，不妨找成书来读一下。
最近总爱听作家讲些家长里短，比如前一阵刷屏的莫言陪女儿高考的文章，写到莫言的女儿因为在化学试卷的题干上改了一个字，辗转反侧担心被当成作弊。莫言只好各种安慰，直到女儿入睡。
今年四月份新出版的北岛精选集《必有人重写爱情》里面有篇写女儿过13岁生日，北岛带她去宠物商店选生日礼物，不料她竟看中了一只耗子。
还写他问了女儿一个愚蠢的问题：“若能选择，你想住在北京还是美国？”女儿闪烁其词，北岛写道：“在国外住久了，你爱哪个家？这恐怕连大人也答不上来，你只能徘徊在那些可能被标明为家的地点之间。”
看完这两篇让我翻起一直没来得及读的《致女儿书》，王朔照例在文中插科打诨，但有一段讲他和母亲的关系却令人心塞。
尽管当时王朔已经45岁了，母亲依旧批评他的穿衣，王朔的心理活动细腻而真实：
“她又来那套，你是我儿子我说你几句怎么了，关心你。我大怒，说你少关心我，你怎么还这样，就不会尊重别人，一定要用贬低别人的口气说话，你难道不知道你使别人、一直使家里人都不舒服吗。”
“我说一家人谁对谁真抱有坏心想害人？嘴上不好就是不好，就是全部，不要再跟我提好心这两个字！”
只是每回气完母亲，王朔说他都要后悔，觉得自己很操蛋，但又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