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读书

前天早上半睡半醒之间打开手机，发现有读者留言问我“25美分要换谷爱凌头像了吗？”，我先是一愣，然后回复道：“你再读一遍”。

我们每天离不开手机，很多时候只是期待打开信息的那一瞬间，至于内容是什么，似乎并不重要。这正是瑞典心理健康专家安德斯·汉森在《手机大脑》一书中所关注的问题。

无论愿意与否，我们总能从很多事情中找到背后的生物学依据。比如之前写过的水浒强人心理，是因为“信息情报不足以支撑我们做出理性判断时，大脑最终会以情感的形式告诉我们答案”。

比如“真正吃到羊头肉后总不及痴想时所想象的香”，是因为相比于食物、他人的认可、新体验等能够刺激大脑奖赏系统的事物本身，“对于它们的‘期待感’才是最有效的催化剂，‘期待’最能使我们大脑的奖赏系统活跃起来。”

读到一半时，我打开了手机设置中从未留意过的“屏幕使用时间”功能，发现日均使用时长竟超过了9个小时。而作者在附录中说“如果一定需要规定一个时间，成人或儿童使用手机和面对显示屏的时间不应该超过2小时”，这对于使用电脑办公的人而言当然是天方夜谭。

但是如果连社交媒体的从业者都承认“我们制造出的反馈路径的确会使人们分泌多巴胺，但此举十分短视，会阻碍社会的正常运行”，被手机牢牢控制的人们又怎能不感到警醒呢。

相比于安妮·埃尔诺在中国的寂寂无闻，法国哲学家迪迪埃·埃里蓬的自传性社会学著作《回归故里》在国内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作者在书中写道，每当和家人坐在一张饭桌前，就会为他们谈话中毫不遮掩的种族主义感到不适。而安妮·埃尔诺关于她的父母及他们之间“阶级差距”的作品对此作出了完美的解释：

“我们离开家庭和以前的世界（无论如何我们依然属于它们）许久之后‘重回’父母身边时，我们会感受到一种抽离感，无论是在家还是在我们新融入的世界，这种抽离感都会伴随我们。”

和《回归故里》的作者一样，安妮·埃尔诺也经历了两种社会阶层的拉扯，通过自传的方式讲述她的人生故事。

同样是写父母，北野武在《菊次郎与佐纪》中的描述则要温情得多，而结尾处的一句“以上纯属虚构”大概是典型的东方表达。

在大多数时候，中国式的家庭关系还不足以让个体独立到拥有《回归故里》式的反思，这既是幸运的，也是一种不幸。

继《为什么我只记得你》之后，终于又读完了一本纸书：《金钱不能买什么》（What Money Can’t Buy），作者是哈佛大学教授“公正课”的迈克尔·桑德尔。书中列举了包括号贩子、天津成立“替人道歉”公司、万事达冠名北京奥运篮球馆在内的中国案例，而更多意想不到的金钱交易则来自市场更为发达的美国。作者主要从公平和价值贬损两个方面讨论了市场的道德局限性。

比如给读者发红包首先就面临公平的问题。无论是抽奖还是排名，都无法保证真正的读者收益。事实也证明，经常参与互动的读者在收到红包后还会发回部分金额表示感谢，而专程来抢红包的人则不吝于利用规则漏洞达到利益最大化。

其次，即便能设计出公平的方案，但由于金钱的介入，作者与读者之间单纯的关系受到了影响。读者之所以花时间阅读，并不是因为被收买。长此以往，一些美好的价值（如阅读的乐趣、平等交流等）也随之受到贬损。原本市场不该进入的领域一旦失守，便很难再找回当初的意义。

当然，书中的案例更有价值，也更吸引人，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跟随作者的思路去分析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

不知不觉间《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已经出版了两年多的时间，和万圣那本被翻烂的“浙江村”（《跨越边界的社区》）相比，项飙的这本访谈录似乎卖得太好了。

全书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项飙作为北大1990年的新生去石家庄军训一年的经历——足以影响这位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的一生。

这几年，疫情令很多事情推迟或永远的终结，但大学新生仍准时地在各类社交媒体上贴出参加军训的照片。

我们学校当年曾表示残奥志愿者可免军训，我在登上前往军营的大巴前托同学寄出了一封给校长的信。内容很简单：既然军训是法定义务，免除该义务是否也该走法律程序。

当时的校长，也是项飙的北大学长，并没有让学院为难我，只是嘱咐我不要把信发到“人人网”。相比之下，十八九岁的项飙们则要成熟得多，“大家都在算计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取悦你的班长、副班长或者炊事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