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呼兰在《笑场》中说他妈一没常识、二没逻辑，所以很难沟通。那我们为何如此缺乏“常识”呢？
小时候去郊区玩，姑父指着田间的稻草人问我它是干什么用的，我憋了半天，说了一句是挡雨的。
我们对于现代文明中很多问题的理解和我眼中的稻草人差不多，可笑但未必愚蠢。就像费孝通在《文字下乡》一文中所说，“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而“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无论智力如何，“还是学不到什么的”。
我没在田间地头生活过，五谷不分并不意外。呼兰的妈妈没学过经济，认为网约车雨天加价是“黑她”也可以理解。我们没有机会学习有关现代社会的常识，自然会闹笑话，这和智力无关，而是受教育的结果。
也许在某个时刻，某人的一段话，或某一本书，让你的大脑“叮咚”一下，意识到即便在现今的条件下，你还是拥有足够的资源去拥抱常识、回归正常。
中学历史考试错得最离谱的一次是一道材料分析题，我写的答案是时值盛世，百姓游水嬉戏，十分欢乐。结果正确答案是当时民不聊生，图中的人并不是在玩水，而是投河自尽。如果早读过张宏杰的这本《饥饿的盛世》，恐怕会对盛世与普通民众的关系多一分理解。
用刘瑜的话讲就是“没来的请举手”，她说知识大概可分为三种：“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以及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而那些“盛世”背后的故事大概就属于“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那一类知识，于是便相信课本、新闻和短视频就是全部的事实和真相。
除此之外，对于那些想要重温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的旧梦的人，也可以看看乾隆所处的时代是否符合你的想象。
将一本畅销书存放十年再读，或许会有不同的体会。2019年读《我们台湾这些年》，时局已是另一番光景，其珍贵之处不言而喻。而马世芳的《地下乡愁蓝调》则是“摇滚版”的这些年，而且成书更早。
重听经典摇滚，也许你需要这样一本书，既能穿越时空的迷雾，又能与自己的生活产生某种联结。而对于大多数出生于1972年及以后的大陆青年来说，摇滚乐的意义恐怕只会停留在上学时和朋友组建的某支乐队，以及后娄烨时代青春电影中的普遍桥段。
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何他们一面大谈鲍勃•迪伦，一面为高墙摇旗呐喊，厚颜无耻地唱着《无地自容》。
相比之下，马世芳则要幸运得多，时代为他叛逆的青春配上了叛逆的歌。可是没有罗大佑，哪里会有周杰伦呢。
正如马世芳在简体版序言中多说的，“这本小书，若能让我们彼此多出哪怕只是一丁点儿真心的体贴，于愿足矣。”
《打工女孩》一书的中译本刚出版时，我曾参加过作者张彤禾在单向街书店举办的读者见面会。万圣的刘老板也作为嘉宾出席，当时他主要说了两点，一个是他特别喜欢作者的老公（也就是何伟）写东西的方式，一个就是对她书中所写的家族史很感兴趣。遗憾的是，中文版并没有保留这部分内容。
直到这两年才完整地读完了何伟的中国三部曲，以及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刘老板的话确实不假，这本书最吸引人或打动人的正是张彤禾作为华裔美国人区别于一名和平队员的地方。
比如她在书中提到，在1992年的一个冬日，一对中国夫妇在泥泞的人行道拖着行李，用中文向她问路。她过了很久才充满怨念地回答，彷佛他们要把她拽回一个她已经放下的世界。
前几天看到综艺里的一位马来西亚华人男嘉宾被问到为什么来中国，他略带羞涩地说，因为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我特别能理解，因为之前一名马来西亚同事来北京工作了好几年，后来嫁给了一个韩裔美国人，搬到了新泽西。我问她过得怎么样，她说都挺好，就是没人陪她说中文了。
随着世界的裂痕不断扩大，更多人不得不再次对自己的身份做出选择，这无疑是令人痛苦而又无奈的。
《家有儿女》从第三部起魔力不再，遭人诟病的除了小雪换人之外，就是孩子们都长大了。这个理由仔细想来有点儿可怕，如果你不想看到一部家庭剧中的孩子成长，那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只有柯南才永远是小学生。美剧《摩登家庭》拍了十年，也没有因为孩子长大而失去观众，反而评分越来越高。
台湾补习老师吴晓乐写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一书真正反映了海峡两岸血浓于水，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可谓是旗鼓相当。书名来自纪伯伦的名言：“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出于生命自身的渴望所诞生的孩子”。
前两天和我姑开玩笑，说她把孩子当猫养，她说我是把猫当孩子养。巧的是，疫情刚开始时我同时在看两本英文书，一本是关于养猫的，另一本就是后来出了中文版的《真希望我父母读过这本书》，虽然都没读完，但还是推荐把后面这本和吴晓乐老师的书对照着看。
其实很多事情都有一套成熟的方法，不必摸着石头过河。这两本书就像路标和警示牌，为你的育儿之路提供一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