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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LB辗转成为所谓的“潮牌”之前，也曾令肖申克监狱疯狂。当鱼腩球队波士顿红袜在1967年一举杀入总决赛时，人们仿佛看到了希望，如果连红袜队都能起死回生，或许其他人也行。

受此感染的还有故事的主人公安迪·杜佛尼，他重新披上了“自由的隐形外衣”，延续了自我救赎之旅。

截至2021年春，全美在押人数为180万。而在豆瓣上有超过410万人标记看过《肖申克的救赎》这部史上最有名的越狱电影。

正如故事的叙述者所言，安迪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自由的感觉仿佛一件隐形外衣披在安迪身上，他从来不曾培养起一种坐牢的心理状态，他的眼光从来不显呆滞，他也从未像其他犯人一样，在一日将尽时，垮着肩膀，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牢房去面对另一个无尽的夜。”

读完斯蒂芬·金的原著，说不好是否对安迪的遭遇更加感同身受。他的特质很可能不是因为他的无辜，而是因为入狱前曾受人尊敬地生活过。

就像书中的“我”所说：“我也很佩服他，尽管他碰到不少麻烦，还是继续过他的日子，但世界上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却办不到，他们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这么做，其中许多人根本没有被关在牢里，却还是不懂得过日子。”

只是“我”没能进一步指出其中的环境因素，在美国，这种差异可能主要是阶层导致的。正如《异类》一书所言，中产阶级的孩子最终形成了“权利”意识（a sense of entitlement），包括认为自己有权提出自己的特殊要求，有权参与制度互动。他们在各种情景中更加自如，愿意分享信息，并希望赢得别人的关注。也正因为如此，安迪才能够在狱中“重操旧业”，以换取图书馆的扩建和相对更好的待遇。相比之下，劳动阶层家庭的孩子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不知道如何为达到良好愿望“制定策略”。而这种“实践智慧”正是在家庭中习得的。

对于从未体验过自由的人来说（比如《我在伊朗长大》的女主人公），忽然间来到一个完全自由的环境，就像服刑多年后被假释的犯人一样，他们怀念高墙里的温暖并不能证明监狱的优越性。

综上，安迪的这件外衣，我们恐怕穿不上。

《围城》读到最后已经够惨了，不幸的婚姻令人窒息。但如果再写下去，就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而这个故事正好被杨绛写成了《洗澡》。

小时候以为此《洗澡》和张杨拍的电影是一回事，就自动给它配上了电影海报中的图案 —— 三个半裸的男人朝着你笑。后来才明白，小说中的“洗澡”其实是“洗脑”，这是作者本人在前言中说的。而小说写的就是将“国民”变成“人民”的过程。

对此，杨奎松在《“边缘人”纪事》中援引过一段经典的描述：“在改变以前，他们不属人民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

前两天热水器坏了，洗不了澡很难受。要说不洗澡有什么好处，想起《美丽人生》中的小男孩因为讨厌洗澡而躲过了纳粹的毒气室。装完新的热水器，就想起海报上三个开心的男人。与其舍近求远地谈什么反乌托邦小说，不如先读一读杨绛先生的《洗澡》。

上高一的表弟的寒假作业包括阅读《红楼梦》，于是家人对中学生是否该读这部小说展开了一番讨论，反对的观点用刀尔登的话说大概就是：“如果一个社会中，最出色的头脑，所钻研的问题，既非外物，也非自我，而都是些人际之间的长短是非，那么这个社会的成员，要实际而非想像地生活得越来越快乐，是没指望的事。”

如何阅读中国经典，可能一直困扰着很多人。刀尔登的这本小书《不必读书目》或许是很好的起点。虽名曰“不必读”，但作者所反对的其实是今人对待一些旧观念的态度。

比如谈到《论语》时，他说：“一个不对自己提问的人，不会明白孔子提出的问题比他回答的要多得多。”“许多人指望在《论语》里找到解决麻烦的办法，对这些读者来说，《论语》倒可能是制造麻烦的书。”

刘瑜评价刀尔登对于历史是“少有的学进去又学出来的人”，能够“用反思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的波涛汹涌”。这不正是我们在阅读经典时所该持有的态度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