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读书

之前有位编辑朋友，说我公众号上的文章太短了，对于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只要两秒种就读完了。

后来看到《家变》的作者王文兴有这样一个说法：“任何文学作品的读者，理想的速度应该在每小时一千字上下。一天不超过二小时。”

如此算来，一篇300多字的小品文可以读上20分钟，不知道能刷多少条短视频。当然，也没有谁会把公众号上的文章当成文学作品来读。

前两天无意中看到一款小游戏的评论，说“它是很好的time killer”，不禁感慨，有人恨不得把一天掰成两瓣过，有人却在想办法杀死（消磨）时间。

既然世上的书是读不完的，不如精挑细选慢慢读。既然短视频也是刷不完的，不如放下手机，早点儿休息。

上一次在豆瓣书店淘的书叫《吃马铃薯的日子》，讲述了作者刘绍铭艰苦的童年生活，以及60年代在美国留学时的经历。书很轻，很适合在飞机上读。尽管已经过去了60年，但中国留学生的心境似乎没有发生太多改变。

上个月在法兰克福转机时，曾因一家披萨店的服务员擅自输入小费而产生一些不愉快。虽然最终在拥抱中和解，但如果能早些看到书中关于作者在餐厅打工时的感受，也许会更加理解这位同样来自香港的服务员。

起初，作者每次翻起盘底拿小费，总觉得不好意思，遇到客人“厚赏”，心中自然高兴，但遇到少付或不付的客人，也觉得是人家的自由。但一个月过后，就发觉自己的“气质”逐渐变了。一待客人离开餐馆，第一件事就是翻看盘底，看看这笔生意如何，赏钱少时，心中就老不高兴。

以前在香港时，“我”也对瞪着眼望着客人看你给多少的侍者大为反感，但身处其境之后，才对他们起了同情之心，并总结道：

“小费制度其实是对雇员的一种变相剥削。老板既然知道伙计除了正薪还有额外收入，薪水就自然少给了。而做侍者的，既然靠此额外收入来养活妻儿，也就难怪他们会养成广东话所谓的‘白鸽眼’了。”

当初之所以选这本书，主要是被作者的语言所吸引。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找他翻译版本的《1984》。

在略有混乱的时差中翻完了《东京八平米》这本小书，几次被作者吉井忍提到的人和事所感动。相对而言，近几年还能看到一些日本非虚构类书籍的出版，不过书中由日本作者用中文讲述的东京生活似乎更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

和中文很好的丹麦小哥聊天时，他们也或多或少地表示从大的方面来说门已经关上了，更多要靠个人层面的交流。我想吉井忍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多少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就像她说的，“当然，关于北京，我还有很多没有讲出来的”，但正是因为她对北京的了解，才让她笔下的东京与我们的生活更加相关。

与其说《东京八平米》是吉井忍本人的“治愈之旅”，不如将其视为作者留给过往的一个礼物。

至于极简的生活方式能否真正缓解读者对住房的焦虑，书中也早有了答案：

“当然，让我能够不那么在乎租房设备的不完善，是东京这个城市之‘大’：看不完的展览和电影（以及各种优惠）、大大小小的图书馆以及其完善的查询系统（一般都是免费的）、各有特色的钱汤（虽然正在减少中）、适合进行人类观察的喫茶店（很可能你也正被别人观察）、允许你逃避现实的铁路和航空路线（小心影响工作），以及相当多的临时工的职位。”

在一个瑞典语学习平台上有关教育学的短片中，提到了语言的两大功能：一是交流，人们根据自身的经验和价值观将想要表达的讯息编码成语言，接收人再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进行解读。二是作为思考的工具。人们在思考时需要将想法转化为语言，因此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词汇量越丰富，思想才可能越深刻。

所以当语言受到污染之后，交流和思考都变得困难。张维迎老师在《语言腐败及其危害》一文中进而提及了另外两个严重后果，即个体的道德堕落和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

文章在最后总结道，“纵观历史，横看中外，语言腐败的程度与言论自由的程度有密切关系。”

前几天看到了一个很久以前的视频，艾玛·沃森、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马拉拉分别在演讲台前欲言又止，下面的听众面面相觑，最后视频中出现了一行字：“没有言论自由，世界将变得极其安静。”

电影《顽主》中为冒牌诗人颁奖的桥段现在看起来完全是胡闹，不仅因为“冒牌”，更因为是“诗人”。

而摄影师肖全则通过他的镜头和文字记录了不到两年前一次真实的“中国十佳诗人”颁奖礼，虽然它有着和电影一样荒诞的结尾：

顾城、北岛等人都领到一百块钱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不已，他说：成都人太好了，干脆我在这儿办讲座，卖门票，直到剩下一位听众。

和一幅幅令人印象深刻的肖像作品相比，肖全的文字算不上惊艳，但《我们这一代》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却少不了这些叙述。

就像最新的出版说明中所写的，“三十年前，肖全镜头前的这些面孔，与现在每一个追逐梦想的年轻人并没有分别。”那么，分别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