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把“龙”翻译成“dragon”，把“饺子”翻译成“dumplings”，这些我都没什么意见。毕竟，我既没见过龙（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没吃过dumplings。但把“饼”翻译成“bread”就不一样了，因为它们真的不一样。
之前写过，出门在外的中国人用墨西哥的Tortilla做炒饼（也可以用来涮火锅），还提过中东餐馆里夹烤肉用的饼。但是后来才意识到，在英文里，它们都被统称为“bread”。
如果非要说它们有什么相似之处，这让我想起了这次回北京吃的鱼头泡饼和水煮鱼。鱼头泡饼还是经典的鱼头泡饼，而水煮鱼的吃法倒是让我少见多怪起来（据说在四川就是这样的）：服务员端来几片面包，说是用来吸油的。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吃掉，就像吃泡饼一样。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当年马来西亚同事用餐巾纸把辣鸡翅的油挤出来。这就像把“饼”称作“bread”一样，让一个吃货感到难受。
北京购物中心里的餐馆似乎重新洗了牌，但我始终相信真正的美味都不在购物中心里，比如深影对面的老麻抄手，这次回来发现它果然不在了。
而几百米外还有同名的另一家店，之前只是路过，这次却成为了找回美食记忆的唯一希望。接电话的服务员说两家店是同一个老板，但也说不清另一家是什么时候关的。算了，去尝尝就知道了，大不了下次不去了。
周六中午，小馆门前的车位早就满了，好不容易在边上的老小区里停下了车。开车20公里只为一碗抄手，着实有些疯狂。
不过，当听到店里的重庆话（也许是四川话），我知道应该错不了了。老麻抄手照例是最后上的，确实是和以前一样的味道，吃完后两片嘴唇都是麻的。
他家的碗杂面也不错，只不过一碗抄手下肚，实在是吃不下别的了。其他的食客似乎都很平静，不知道他们是否也曾在几千公里外想念这一口。
继上次在泰国超市买到新鲜苦瓜后，微信购物群又临时上线了儿菜，不论炒肉，还是涮火锅，都是久违的美味。
最近听朋友说墨西哥薄饼（tortilla）可以做炒饼，晚上特地买了圆白菜和肉丝，重新下载了“下厨房”，复刻了以前常做的老北京炒饼。只是太久没吃忘了它的灵魂西红柿。但总的来说，还真是炒饼的味道。
上一次墨西哥和老北京同框，还是在肯德基。不知道墨西哥人知道tortilla被用来做炒饼是什么感受，只能说中国人在全世界就地取材，烹饪中餐，真的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
当然，这并不是我在瑞典第一次吃饼。水塔边上的中东餐厅，我常点的烤肉通常是配米饭或薯条的，但有时还有一块小饼。当你把肉夹到饼里之后，怎么说呢，就像辣火锅里涮的小油条，是那种只有碳水才能带给你的踏实和满足感。
不久前，这家餐厅的老板曾端上两碗新推出的汤让我们试喝。临走时我告诉他，这是全城最好喝的汤。他很高兴，我并没有骗他。
在泰国超市碰上新鲜苦瓜，就像过年了一样。上次看到它，还是在斯德哥尔摩。在国内从不主动吃苦瓜的我，毫不犹豫地把它买回了家。一盘苦瓜炒鸡蛋，一直苦到现在。
夏天回国在饭馆吃了清炒丝瓜，爸妈问“是不是太素了”？没过几天，我就给他们看“中超购物群”的聊天记录 —— 人人都想吃的丝瓜最终还是没有到货。前一阵子，心心念念的油麦菜终于上架了，却和白萝卜一起冻坏在路上。
没想到“无肉不欢”的我们在外面最怀念的竟是蔬菜，正应了史铁生那句话：“人缺什么想什么，什么都不缺的就写一条‘艰苦奋斗’的字幅挂在客厅里。”
说起来，无论在世界哪一个角落，凡是中国人多的地方，吃都不是什么问题。若实在放不下中华美食，完全可以选择大一些的城市，毕竟“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胃’”。
“长江、长城、黄鳝、黄喉……”在饿的时候很容易就这样唱下去了。
每次去稍远一点的购物中心都路过必胜客，但从来没去尝过。想着从外面看顾客不太多的样子，会不会负负得正，是家乡的味道？
一进门，无论装修风格、服务员的状态还是点餐方式（手机扫码），都和国内的必胜客差不多。略显昏暗的餐厅里，人比想象中稍多。
我虽然不怎么爱吃披萨，但在必胜客还是有过很多美好的回忆。小时候有看谁摞得更高的沙拉盘，疫情时有好吃的烤鲈鱼。
但是回忆很快就被一人端着三个盘子的服务员打断了，巨咸无比的鸡翅、乏善可陈的披萨把我带回到了现实。在瑞典，简单粗暴的麦当劳或许尚可一吃，敷衍了事的必胜客实在就没有必要了。
不远处坐着一对儿中国夫妇，带着两个小女儿，一家四口吃得平平静静、有滋有味。或许真的有人对披萨情有独钟。
不少人质疑为什么“洋快餐”到了中国可以这么牛，其实道理很简单，当你真的很用心的时候，别人不仅看得到，也能尝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