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大学图书馆在翻修前有一个小书店，常能看到胖胖的老板骑着板车从校园穿过。刚入学没多久，我就去买了一本专八词汇。大概和童漠男说的段子一样，才背到abandon就放弃了。
等到专八考完后，有同学问cattle到底是牛还是羊，不过印象中所有的人都通过了。当时就想这个考试一定是按比例算分的，不然怎么会刚好考到60。
那时还没有用智能手机，也没有品种繁多的语言学习app。全是靠前两年听说读写各门英语课练出来的。虽然总觉得学校不够大气，但英语确实进步了不少。
前两天看到网上有人咨询是否要报我们学校的瑞典语专业。就有人回答说到瑞典后可以上政府免费开设的语言课之类的。只是这样的比较没有什么意义。
就像李宗盛在《给自己的歌》中所唱的，“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它早已偷光你的选择”。而偷光一个人选择的，又何止是时间。
最早上英语课时春节就有不同的说法，但和Spring Festival（春节）和Lunar New Year（农历新年）相比，更喜欢用Chinese New Year，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它说起来更简单。
今年第一次在国外过春节，还是习惯说Chinese New Year。因为不确定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听懂lunar（月亮的）这个词，解释起来比较麻烦。
至于春节的英文到底该如何翻译，其实可以考虑包容性更强的词语。既然全世界不是只有华人才过春节，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个覆盖面更广的说法呢。鲁迅不是也在《祝福》中说“旧历新年”嘛。
中秋时曾分享过《四世同堂》中的片段，如果北平没有了兔儿爷，以及许多可爱的，北平特有的东西，才是真正失去了节日的氛围。
我们并不会因为春节的英译之争失去什么，反倒是许多无伤大雅的风俗传统因为各种原因难以延续。如果说有谁能把春节抢走的话，一定是因为封闭、无趣以及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
对于一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身边似乎总能听到反对的声音，但什么也不会改变，比如调休。
当周五加完班看到客户发来“周末愉快”几个字时，心情十分复杂。春节不休息，等到了工作日却让人“好好休息”，实在是一言难尽。
刚上小学时还没有双休日，星期六要隔周上半天课。之后所有“不怎么愉快的周末”都是拜调休所赐。对于很多处于“内循环”的实体和个人来说，周末调休的影响或许不大（如果愿意的话，把周一、周二改成周末也未尝不可），可但凡和其他地方有点儿关系，总是一件麻烦事。
前天说公众号只认“权力”，不认“权利”二字，对于调休这样的小事来说，甚至都谈不上是争取什么“权利”，只是“权力”稍微任性一下，就能折腾你十几年。如果连这样的小事都不能商量，也只能祝大家周末愉快了。
小时候翻得最多的两本画册就是丰子恺的《护生画集》和黄永玉的《永玉六记》。没想到多年以后，一枚蓝兔子邮票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有趣的是，一条热搜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审美呢？冬奥期间，冰墩墩被热炒不足为奇，但有多少人一夜之间就觉得它可爱至极？同样的，将黄永玉绘制的兔年邮票和“童年阴影”“妖气十足”等负面评语联系在一起，还有多少人愿意用自己的眼光去判断呢。
过去几年，“兔子急了敢咬人”的事发生了不少，怎么就不能成为艺术家的灵感和普通人的图腾呢？
苗炜在《文学体验三十讲》中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坏毛病，就是老以文化消费者自居，什么东西都以我喜不喜欢、我懂不懂来衡量，没事儿就爱去豆瓣打分，却不肯花工夫搞明白自己不懂的东西。”
王小波也曾深情地写道：“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不知有一天人们是否会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兔子，但一定会庆幸曾有这样一位有趣的老头。
疫情前的中国
原来陈晓卿团队也拍过美食之外的纪录片，这部与NHK联合制作的中国版《纪实72小时》刚好记录了人们在疫情前的生活。
在这个让人过敏的春天，看到镜头前一张张还未久戴口罩的面孔，想起《双城记》开篇被无数次引用的那段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
最近看了几集《心居》，惊诧于编剧把每个人都写得那么不招人喜欢。相比之下，《纪实72小时》没有事先写好的剧本，在城市的一隅，和路人聊聊他们的生活，则要可爱得多。
八零后的长沙小哥在解放西路的小餐厅感叹“我们生活在最悲催的年代”；小女孩在798的时光邮局把信寄给2035年的自己，因为“老师说那天中国正式超越美国”；来自西伯利亚的红嘴鸥在昆明的城市公园过冬，临行前久久盘旋，与人们告别……
《敬你demo》：半首歌感动世界
距许飞在微博上发布这首demo已经快两年了。“落叶纷纷还独自上阵”不知曾唱哭多少人。经多次翻唱、改编、再创作，歌曲终于完成，却也丧失了原本的韵味。新加入的歌词，没能像歌中唱的那样“心怀分寸”，难以支撑副歌的厚重，反而觉得矫作。
当然，主歌部分其实是逻辑清晰的，写一个女孩儿离开家走向社会，感情受了伤，慢慢懂得生活的道理，但还需要靠音乐给自己打气。这应该也是创作者的初衷。没想到一次偶然的机缘，变成了“听歌的人断了魂啊，写歌的人最无情”。
围观的尺度
朱天心的小说《拉曼查志士》主人公因为一个非常正直的朋友在某色情场所发生的火灾中丧命，而决计不走任何可疑的路线，以免亲人发现他死时感到困惑。
这就像疫情暴露了太多原本隐秘的行程。从街头到线上，人们从来没有停止围观，甚至总结出某种规律，并不厌其烦地传播。
因“防疫”而公之于众的个人信息，有点儿像晚上开着灯但没拉窗帘的邻居，你明知道可以看见，也有点儿想看，但是你明白你不该去看，更不该去评判。毕竟每个人都可能有拉不上的窗帘。
和大伙儿去乘凉
虽然已经立夏了一段时间，这周屋里的温度才渐渐热起来。饭后下楼溜达，打牌的老人、踢球的孩子照例在小花园里玩得热闹。小超市在几次清库存后又恢复了常态，只是再没听到甩卖剩菜的吆喝声。
小区附近的高压线公园因为“打药”关了好几天，有人在门口不舍得离开，有人则健步翻了进去。
还开着的小饭馆在门口摆起了摊，路人恣意地挑选着熟食，鸡蛋灌饼依然卖得火热。世界杯改到了冬天，不知是该庆幸，还是早已无关。
进出小区的送餐员比前阵子更加顺畅，整个城市都在靠他们无声地支撑着。
白天的大喇叭结束后，夜晚显得格外清静。抬头可以望见北斗七星，不远不近处闪烁着北极星。
这是五月中旬的北京，一个尚可“和大伙儿去乘凉”的城乡结合部。
谁还在乎格里高尔？
由戈尔出镜、荣获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的电影An Inconvenient Truth在大陆被译为《难以忽视的真相》，而台译《不愿面对的真相》似乎更接近本意。inconvenient在这里就是指“不合时宜、令人为难”。同样是讲全球变暖，比尔·盖茨所写的《如何避免气候灾难》的中译本更名为《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非典时很多人读了加缪的《鼠疫》，而新近发生的历史则更适合读卡夫卡的《变形记》。主人公格里高尔变身甲虫，成为全家人“不愿面对的真相”。起初是“不合时宜”，后来逐渐演变为“令人为难”。
故事的开头因为入选中学课文而尽人皆知，但只写到主人公身体的变形。后面一家人对他态度的变化，才是小说最精彩却又最残酷的部分。
最终，格里高尔在饥饿和悲伤中死去。他的父母和妹妹如释重负，书中写道：
“一家三口随后相偕离开公寓，搭电车到郊外去，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这么做了。温暖的阳光洒进车厢，里面只有他们三个人。他们舒服地靠在椅背上，商量着未来的前景，结果发现仔细想想，一家人的前景并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