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周日下午难得晴空万里，沿着上次发现的湖滨小路漫步，看到成群的野鸭伏在水中的树桩上休息。
还在寻思下次是否该带些面包来，就看到鸭子一只只扑腾着跳上岸来，原来一位年轻的妈妈正在岸上撒吃的。她的女儿在边上的童车上看着她。阳光穿过斑驳的树影，大概构成了生活中最静谧的场景。
我们匆匆走过，但似乎看到女孩一直歪着脖子，她的妈妈不时帮她扶起来，但很快又低了下去。可年轻母亲的脸上并没有悲伤，她还开心地撒着手中的食物，摇摇摆摆抢食的鸭子仿佛能治愈一切。
我想起史铁生曾经写过的那对兄妹，同样是在晴朗周日的美丽公园里，少女因为智力缺陷被人欺负，哥哥骑着车疯狂赶来保护她，然后一句话也不说地带她她回家。作者近乎绝情地说：“无言是对的。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
虽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句话无可指摘，但是当弱势群体受到不公的对待，就只能忍气吞声，并总结出“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是不是我们就永远只能生活在丛林里。
为期两天半的迷你书市，精致却局促的场地，39元的门票，也许不是这个周末最好的去处，但总能唤起一些关于北京书市的记忆。无论是小时候去的地坛公园，还是后来的朝阳公园，想起被人群包围的书摊和手里淘换的光碟，仿佛都属于一个不复存在的时代。
对于没有去现场看过球的人来说，球场常被想象成一个危险的地方，亲身体验之后才发现球迷并不只来自特定的群体。以前的书市和游乐场、球场甚至菜市场一样，是拖家带口、打发周末时光的绝佳选择，从来不是专属于所谓的“文学青年”。
和《杀死一座城市》中所写的美国城市的缙绅化（在北京叫做“非首都功能疏解”）不同，在房价飞涨的同时，除了看到过去市民文化的消亡，哪里有更先进的文化取而代之。如今连菜市场都难觅影踪，更别提什么书市了。
第一次见到格蕾塔的照片是在公司的打印机旁，这至少反应了她在中国的形象不总是负面的–在需要时还是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大学期间曾在一家由国内某著名地产公司老板出资成立的基金会实习，主要方向是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工作之余，曾与基金会的负责人聊天，他大谈特谈“全球变暖”是发达国家为了压制新兴国家所编造出来的谎言，我当时大为震惊。
不知是否因为到了瑞典，最近总向我推送欧洲开始妖魔化格蕾塔之类的文章，但都是文不对题，又极具煽动性。和十几年前相比，人们对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者的冷嘲热讽非但没有减弱，还在网络的助力下愈发不可收拾。
前几天大巴黎主教练因为回答记者关于球队能否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时开了个玩笑，（旁边的姆巴佩笑趴到桌子上），受到法国社会的广泛批评。反观相关新闻下国内球迷的留言则是一边倒地将矛头指向提问者，其中一条说记者“环保少女是吧”的评论获得了近千个赞。
欧洲受地缘政治影响对气候和能源政策做出必要的反思，并不意味着对过往价值观念的全盘否定。反倒是拒绝一切道义、消解一切价值的社会更令人忧虑。
8月的西安比北京还要闷热，当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表演开始时体感温度刚从43降到了42度。在万众瞩目下，一男一女两位表演者身着皇家服饰，佩戴口罩，随着热浪前后飘动起来……
无论你是否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当你继续走在这条人头攒动、梦回唐朝的步行街上，看着大屏幕上播放的历史剧、骑在飞机上的兵马俑彩车、舞台上唱歌的业余歌手、一踩就会变色的灯光秀，却无法不为之动容。在北京的街头，已经很少能看到这种为了取悦市民而存在的设计。即便是冬奥会这样的盛事，王府井大街的巨型屏幕上也不曾直播过一场比赛。
如果有许巍在，我可以再待上两个小时，就算中暑也在所不惜。但联想到大雁塔的音乐喷泉、古城墙的灯光表演，且不论审美趣味如何，至少西安还在努力地取悦着它的市民和游客。而关于北京全城燃放烟花的美好回忆早已模糊不清了。
地铁口的广告牌上写着“2025年北京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28%”。这似乎是一个比减排目标还要抽象的宏愿。
还记得小学教自然课的是为数不多的男老师之一，个子不高，下雪天还陪我们踢过球。一次上课时问我们对太阳都有哪些了解，我自告奋勇地举手，把刚在学校图书馆里一本书上看到的内容说了出来，可惜课本上没有这些，他就不置可否地让我坐了下来，并表扬了下一位回答问题的同学。在我的印象里，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到图书馆里看过任何一本有关自然科学的书。
联想到近期由科普引发的论战，似乎也缺乏最起码的科学精神。其实最重要的是培养对科学的兴趣，有了兴趣之后自然会有更为广泛的涉猎，才不至于偏听偏信。而所谓的权威以一种最不科学、最没有逻辑的方式去提出质疑，对社会所造成的伤害更大。
按照官方的说法，绝大多数的人尚不具备科学素质，想起来也挺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