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距离鲁迅写《头发的故事》已经过去了一百年。国少队出国比赛前集体剪成板寸，因为“个性要在场上体现”。台湾高中女篮禁止剪太短的头发，以“保有女性特质”。爱留寸头的本泽马终于成为了世界上最好的足球运动员，可在领取金球奖时却戴上了金边眼镜（见《中国足球需要“四眼儿”吗？》）。
伊朗女孩剪去头发，没有听从N先生的建议：“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关于小说中女学生剪发的问题，周作人曾解释道：“男人的辫子在那时候只有政治的意义……清朝的辫子去掉并不足惜。可是女人的头发，那是另一件事，仿佛是有礼教的意义，剪去长发无异于打倒礼教，所以是绝不可容许的。”
出发前在小区理发店剪头发，我说“稍微短一点”，理发店的小哥说“好的，也不用太短”。我说“要出国了”，他说“那是得短点”，然后就剪了起来。
无意间在台湾的英文网站上看到这则消息，想起不久前有关“高铁是否应该卖卫生巾”的争论，简单检索后发现最新的进展是12306客服人员表示，目前没有高铁官方统一售卖卫生巾的说法。
与此同时，相对于高铁此前引起的热潮，简体中文世界似乎并没有对台北捷运的这一举措做出任何报道，不仅丧失了持续推动改变发生的机会，也错过了难得的两岸交流契机 —— 难道我们不应该在此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上加强合作嘛。
据介绍，台北捷运平均每日旅运量超过150万人，而北京地铁的数字可能在数倍之上，未必有条件采取相同的举措，但并非不可借鉴。冬奥会期间，北京不少地铁站里增设了便利店，之后有些已停用。又比如每个地铁站现在都设立了口罩自动贩卖机，甚至安装了AED（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对于同样是必需品的生理用品，也可以让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更容易一些。
就像此前写到《82年生的金智英》时所说，我们只有设身处地了解到那些具体的难处，才可能在每项细节上做出改变。
昨天看电影前，在二手商店里淘到一本瑞典语的口袋本《孤独星球：北京》（2009年版），这里的Peking是真北京。
前言和目录页之间，是人山人海的王府井小吃街，照片里的横幅上写着“为了您的安全请不要乘坐黑车”。
再往里翻，“三个贵州人”“老书虫”“参与设计鸟巢的大胡子艺术家”，这本十几年前的旅行手册更像是考古发现，或一首挽歌，对于我花三块钱它买回来（而使它失去一个或更多潜在的瑞典读者）的愧疚渐渐消失，因为日新月异的北京等不及一本出版物的更新就转过身扬长而去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在改变，比如书的最后写道：“北京对于所有残障人士来说都是一项挑战……尽管大多数新建筑和一些主要景点都已变得更加‘无障碍’，但通常没有什么区别。”
不能因为一种怀旧情绪而忽略由来以久的问题。现在的路，不正是过去一步步走出来的嘛。
在瑞典安定下来以后，我把手机和电脑浏览器里的搜索引擎从“必应”改成“谷歌”，并开始重新浏览可能会用到的谷歌服务。
上一次使用谷歌文档还是在大学校园里，为了把整理好的模拟法庭比赛资料分享给队员。可比赛还没开始，网页就打不开了。之后阴差阳错到华盛顿参加决赛，开大巴的黑人司机得知我从中国来，就对我说：“中国人不喜欢谷歌。”我纠正他说：“不是中国人不喜欢，是……”然后他就自言自语地重复起了我的话。
随着周一谷歌翻译宣布结束在中国大陆的运营，这场为期十二年的告别终于彻底落幕，让我又想起了这段往事，其中一名参赛的队员后来还去了新加坡的谷歌工作。
不知道当美国的电台里再次播报起这则新闻（“这标志着美国科技巨头几乎完全撤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位曾与我聊天的司机会不会再次嘀咕起来……
最近常有读者问我这边的疫情如何，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只能说这一个多月来没有对生活造成任何的影响。头两天在斯德哥尔摩还见到过两三个戴口罩的人，自从来到北雪平之后，就一次也没有见过了。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瑞典已经完全放开。
至于这样好不好，其实也是无从借鉴的。即便当初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政策，我们同样无法确知全社会实际付出的代价。
最近读苏力教授2019年8月出版的《是非与曲直：个案中的法理》，开篇就是谈2007年的“肖志军签拒手术事件”。让人感到震惊的是，且不说舆论和法学家的观点有多大冲突，它曾经引发了全民如此深入的讨论，以至于多年后再提起，印象比近两年发生的事情还要深。
我们不能代表缺席的人举手发言，只是随便说说自己的感受。还记得出门前一次做核酸时，前面的孩子还没有核酸的台子高，那一刻心里真的很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