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在纪录片《文学的日常》中，作家马原在谈到10岁的小儿子时不无忧虑地说：“（他）评价世界的唯一尺度居然是搞笑……搞笑变成他这代人唯一的价值标尺。”
不过，在某些极端环境下，搞笑也能成为反抗荒谬世界的武器。比如《美丽人生》中的圭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旧用滑稽的动作守卫儿子的童心。
或者是《阳光小美女》中一家人的群魔乱舞，只为能让小女孩奥利芙完成她在选美比赛上的节目。
当然，还有《菊次郎的夏天》里大小孩菊次郎为寻母失败的正男准备的无厘头表演，让人笑中带泪。
可见，搞笑其实是很中性的，它的意义取决于背后的价值，比如爱与自由。抽空这些价值，或者如马原所说，干脆把搞笑本身当成价值标尺，就好像把《色，戒》剪辑成了短视频，只剩下感官刺激的部分。久而久之，作家之子就成了网瘾少年。
《大撒把》属于那种后劲比较大的电影，看的时候四平八稳，甚至有点儿无聊，但回味起来却绵绵不绝，好像故事从三十年前一直讲到现在。
如果套用韩寒那句显得烂俗的名言，“喜欢就会放肆，但爱就是克制”，葛优饰演的顾颜已经足够克制了，让人不禁怀疑“发乎情，止乎礼”的两人之间是否真的有爱情。
抛开时代背景，也许很难理解贯穿全片的“反高潮”气质。除了逗闷子之外，留下的人难道再没有别的方式找回存在感了吗？
影片后段徐帆在外贸商店的试衣秀仿佛是在致敬《顽主》那段惊世骇俗的时装表演。只是时过境迁，百花齐放的盛景已经演变成了近乎悲壮的自娱自乐。
当年的牛博网一度更名“嫣牛网”，似乎很符合顾颜的气质，或者用大张伟的话说就是“认怂保平安”。不然还能怎样呢？能“过家家”就不错了。
在《编辑部的故事》新春特辑中，葛优接到一个书贩子的电话，他是这样答复的：“关于您推销的那本《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我可以跟您说不吗？”
十二年后，此书升级为《中国不高兴》，而《人间指南》编辑部早已销声匿迹，不知去向。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动画短片《没头脑和不高兴》已上映60年，但这部时长仅20分钟的动画片中的故事却不断上演。
丢三落四的“没头脑”和只会抬杠的“不高兴”一夜长大，一个成了设计师，一位则当上了演员。画图纸的稀里糊涂，演剧本的临时起意，于是演出了一场闹剧。
盖楼的没头脑，爬楼的要遭殃。演老虎的不高兴，演武松的就得挨揍。这些教育儿童的浅显道理似乎并没有在大人中形成共识，抑或他们根本就是那些穿着统一、情绪高昂的孩童，不问缘由地登上千层的“少年宫”只为看戏，还热心地抬起了造成这一切的“大建筑师”。
可能是动画片里的两个主角太过耀眼，人们只记住了无视客观规律的“没头脑”和对人类文明唱反调的“不高兴”，却忘了和老虎演对手戏、一度跪地求饶的“倒霉蛋”。其实故事真正的名字应该是《没头脑、不高兴和倒霉蛋》。
主人公陈升是凯里一家小诊所的大夫，每天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给生病的小孩打针、带不想吃面的侄子吃粉。但与此同时，他还出版过一本叫做《路边野餐》的诗集。
在季风吹过的县城里，他一边不厌其烦地生活，一边写诗，仿佛道出了无数人心底最美好的愿望，我们多希望喜爱的诗人都能好好地活着，也希望平淡无奇的生活里还能有诗歌。
为了寻找侄子，也为了帮同事给旧情人捎几件信物，陈升登上了开往镇远的火车。他途经一个莫须有的小站，如同当年在古园里摇着轮椅的史铁生，看见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故事在这一时空交汇，颇有些宿命的味道。
就像《死亡诗社》中所说的，“我们读诗、写诗是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分子，而人类是充满激情的。医学、法律、商业、工程都是崇高的追求，对维持生命不可或缺，但诗歌、美丽、浪漫和爱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
也许陪我们走到最后的记忆，正是由它们拼凑而成。而毕赣长镜头下的奇遇，很可能就是我们一生的缩影。
看完《大坏狐狸的故事》后，翻了一下法国动画片榜单，第一名就是今天想要介绍的电影《我在伊朗长大》。和之前写过的《养家之人》一样，虽然是动画片，但却能用最直接的方式带你进入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
全片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在伊朗长大”，讲述了9岁的女孩亲历了伊斯兰革命给她的生活带来的种种变化，比如需要斗智斗勇才能听她喜爱的朋克音乐。
第二部分“我在他乡挺好的”：主人公在14岁时只身前往奥地利留学，尽管迷失在自由世界，但在圣诞节时也只能对父母报喜不报忧。几年后，失恋成为最后一根稻草，令她决心回到伊朗。
最后一部分是“我在伊朗挺好的”：虽然作为女人受到种种歧视，主人公也学会了欺侮其他弱者，在德黑兰上了大学，结了婚。如果不是家人的指引和坚持，她恐怕不会选择再次出走，我们也就永远看不到这个故事了。
很多人说主人公是幸运的，这当然没有错。但无论是走还是留，她的痛苦也同样是真实的。更何况不正是她在为那些不幸的人发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