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打工女孩》一书的中译本刚出版时，我曾参加过作者张彤禾在单向街书店举办的读者见面会。万圣的刘老板也作为嘉宾出席，当时他主要说了两点，一个是他特别喜欢作者的老公（也就是何伟）写东西的方式，一个就是对她书中所写的家族史很感兴趣。遗憾的是，中文版并没有保留这部分内容。
直到这两年才完整地读完了何伟的中国三部曲，以及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刘老板的话确实不假，这本书最吸引人或打动人的正是张彤禾作为华裔美国人区别于一名和平队员的地方。
比如她在书中提到，在1992年的一个冬日，一对中国夫妇在泥泞的人行道拖着行李，用中文向她问路。她过了很久才充满怨念地回答，彷佛他们要把她拽回一个她已经放下的世界。
前几天看到综艺里的一位马来西亚华人男嘉宾被问到为什么来中国，他略带羞涩地说，因为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我特别能理解，因为之前一名马来西亚同事来北京工作了好几年，后来嫁给了一个韩裔美国人，搬到了新泽西。我问她过得怎么样，她说都挺好，就是没人陪她说中文了。
随着世界的裂痕不断扩大，更多人不得不再次对自己的身份做出选择，这无疑是令人痛苦而又无奈的。
高中时，我们文科班的班主任是历史老师，他曾让我和另一个同学讲过一堂历史课，介绍美国60年代的社会生活。为了准备这节课，我们一起看了《阿甘正传》，听了鲍勃•迪伦，我还读了一本叫做《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的书。
当年那节课具体讲了什么早已记不清楚，但之前讨论时这位同学的一句话却让我印象深刻。她说几十年后在中国发生的事从某种程度来讲是一场喜剧。高中毕业后，她去了美国，后来好像念了哈佛，去了投行。
鲍勃•迪伦的经典之作《答案在风中飘扬》最让我难以释怀的一句歌词是“一个人要有多少只耳朵，才能听见人们的悲泣”。虽然在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捂住双耳，“想要快乐一些/就要忘掉世界的辽阔”。
世界和平或是虚妄的幻想，但少一个人将战争和暴力视为喜剧，就多一份希望。“要牺牲多少条生命，才能知道太多的人已经死去？”不是说好一起向未来吗？
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鲜有佳片，更不要提超越原作，那将它们写成歌会是什么样呢？黄磊在2000年发布的专辑《等等等等》似乎成为了唯一的答案，此后再也没有一张专辑如此“文艺”。
在《边城》的最后，沈从文写下了可能是现代中文小说中最有名的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等等等等》正是来自于此，“她等着他的承诺/等着他的回头/等到雁儿过/等等到最后/竟忘了有承诺”。
2002年，沈从文诞辰100周年，有幸在现代文学馆看了关于他生平与创作的展览。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想起《边城》，也想起黄磊的这张专辑，里面每首歌都取材于一部文学作品，比如还有朱自清的《背影》，“我知道这以后/以后的以后/可能再见不到你了/只是那时候/极不愿意承认这念头”。
看看专辑封面上年轻的黄磊，再读一遍《边城》的结尾，又何尝不是在写他呢：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三年前在电影院看了《四个春天》，它与其说是一部电影，不如说是导演记录父母退休生活的视频合集，一部大团圆版的《路边野餐》，外加贵州旅游及美食宣传片，给人的感动并不亚于类似题材的日本纪录片《人生果实》。
相比之下，《吉祥如意》拍得更专业，内容也更沉重，但绝对值得一看。在前半部分，能看到社会保障的缺位和大鹏的才华，后半部分则能看到戏里戏外的冲突和刘陆的善良，而对于那些极端的批评大可不提。
家庭的变故、逝去的亲人、兄弟的龃龉，不愿回首的过去和不敢畅想的未来，《吉祥如意》将平淡无奇而又循环往复的故事娓娓道来，其中的宿命意味并不会因大鹏是名人而有所减损，不过是通过影像的方式予以记录和传播。
就像影片结尾处的视频和英文名“The Reunions”一样，所有离开的亲人，我们终将团聚。
上一次将“金钱豹”与“暴富”联系在一起，它还是指风靡全国的自助餐品牌。第一份工作年会时曾去过一次，给我的印象远不如之前在某法院实习时蹭过的午饭深刻，无论是从食物的种类还是味道来说。
从小就不怎么喜欢吃自助，美食和文章一样，最好都是意犹未尽，这样才留有期待。
球队比赛前一天，通常会在酒店吃自助，有次正赶上世界跳水大赛的选手也住在那里。还记得几个中国小运动员在餐厅里嘀咕，说有一个足球队的把东西全吃光了。
人们说自助餐没落了，其实可能只是换了个形式，只要你的食堂足够大，卡里发的游戏币足够多，天天都是自助餐，也不必为“回本”而担忧，想吃什么要什么，想吃多少吃多少。怪不得年轻人都在转发“金钱豹”，也不过为了一顿饱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