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大学期间看《死亡诗社》是源自一位室友的推荐，他的高中老师曾经在班上放过这部电影。我在中学时代没碰上过这样的老师，也没在班上看过电影，教室前的小电视里唯一播放过的文娱节目是韩日世界杯。
想来也许是因为我们的中学太小，只有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老师，才可能出一、两个特立独行的人。不过，给我们上劳技课的一位男老师确实称得上与众不同。简单来说，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就是听他闲扯，他能把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讲得绘声绘色，也会分析一些广告设计的理念，总之都是课本以外的趣事。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正课”老师的面容日渐模糊，反倒是他讲课时的神情仍历历在目。
而我的这位室友一毕业就去了新东方，不知他上课时是否放过《死亡诗社》，也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做老师。
呼兰在《笑场》中说他妈一没常识、二没逻辑，所以很难沟通。那我们为何如此缺乏“常识”呢？
小时候去郊区玩，姑父指着田间的稻草人问我它是干什么用的，我憋了半天，说了一句是挡雨的。
我们对于现代文明中很多问题的理解和我眼中的稻草人差不多，可笑但未必愚蠢。就像费孝通在《文字下乡》一文中所说，“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而“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无论智力如何，“还是学不到什么的”。
我没在田间地头生活过，五谷不分并不意外。呼兰的妈妈没学过经济，认为网约车雨天加价是“黑她”也可以理解。我们没有机会学习有关现代社会的常识，自然会闹笑话，这和智力无关，而是受教育的结果。
也许在某个时刻，某人的一段话，或某一本书，让你的大脑“叮咚”一下，意识到即便在现今的条件下，你还是拥有足够的资源去拥抱常识、回归正常。
中学历史考试错得最离谱的一次是一道材料分析题，我写的答案是时值盛世，百姓游水嬉戏，十分欢乐。结果正确答案是当时民不聊生，图中的人并不是在玩水，而是投河自尽。如果早读过张宏杰的这本《饥饿的盛世》，恐怕会对盛世与普通民众的关系多一分理解。
用刘瑜的话讲就是“没来的请举手”，她说知识大概可分为三种：“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以及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而那些“盛世”背后的故事大概就属于“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那一类知识，于是便相信课本、新闻和短视频就是全部的事实和真相。
除此之外，对于那些想要重温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的旧梦的人，也可以看看乾隆所处的时代是否符合你的想象。
将一本畅销书存放十年再读，或许会有不同的体会。2019年读《我们台湾这些年》，时局已是另一番光景，其珍贵之处不言而喻。而马世芳的《地下乡愁蓝调》则是“摇滚版”的这些年，而且成书更早。
重听经典摇滚，也许你需要这样一本书，既能穿越时空的迷雾，又能与自己的生活产生某种联结。而对于大多数出生于1972年及以后的大陆青年来说，摇滚乐的意义恐怕只会停留在上学时和朋友组建的某支乐队，以及后娄烨时代青春电影中的普遍桥段。
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何他们一面大谈鲍勃•迪伦，一面为高墙摇旗呐喊，厚颜无耻地唱着《无地自容》。
相比之下，马世芳则要幸运得多，时代为他叛逆的青春配上了叛逆的歌。可是没有罗大佑，哪里会有周杰伦呢。
正如马世芳在简体版序言中多说的，“这本小书，若能让我们彼此多出哪怕只是一丁点儿真心的体贴，于愿足矣。”
周五晚上去电影院看了最近很火的日本爱情电影《花束般的恋爱》，聊一聊看似合拍的的人为何没能走到最后。
看着恋人的书架微笑固然很美好，但仅靠对书单就认定电影中的小情侣是天作之合未免有些草率。《爱在黎明破晓前》里的两人也聊文艺，但深度明显不同。尽管《花》中的男女同学也都有那么一点儿个性，但两人相互吸引更多还是因为能玩到一起。停留在表面的文艺和看球、玩游戏区别不大。所以男主人公在找到工作后把时间和兴趣转向事业，两人便失去了共同语言。
影片结尾再次相遇的场景，让我想起《爱乐之城》最后的蒙太奇，也想起周芷若临别时嫣然一笑，对张无忌说，“你们尽管做夫妻、生娃娃，过得十年八年，你心里就只会想着我，就只不舍得我，这就够了。”
因此不必为影片的结局而介怀，更不必对爱情感到幻灭。爱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情绪。但爱不是理所应当的，李安不是说过嘛，要每天努力去赚取夫人和女儿的尊重，这就是和小狗之恋的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