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原来陈晓卿团队也拍过美食之外的纪录片，这部与NHK联合制作的中国版《纪实72小时》刚好记录了人们在疫情前的生活。
在这个让人过敏的春天，看到镜头前一张张还未久戴口罩的面孔，想起《双城记》开篇被无数次引用的那段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
最近看了几集《心居》，惊诧于编剧把每个人都写得那么不招人喜欢。相比之下，《纪实72小时》没有事先写好的剧本，在城市的一隅，和路人聊聊他们的生活，则要可爱得多。
八零后的长沙小哥在解放西路的小餐厅感叹“我们生活在最悲催的年代”；小女孩在798的时光邮局把信寄给2035年的自己，因为“老师说那天中国正式超越美国”；来自西伯利亚的红嘴鸥在昆明的城市公园过冬，临行前久久盘旋，与人们告别……
在家加班的清明节，发现了这个纪录片，也算一点收获吧。
主人公陈升是凯里一家小诊所的大夫，每天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给生病的小孩打针、带不想吃面的侄子吃粉。但与此同时，他还出版过一本叫做《路边野餐》的诗集。
在季风吹过的县城里，他一边不厌其烦地生活，一边写诗，仿佛道出了无数人心底最美好的愿望，我们多希望喜爱的诗人都能好好地活着，也希望平淡无奇的生活里还能有诗歌。
为了寻找侄子，也为了帮同事给旧情人捎几件信物，陈升登上了开往镇远的火车。他途经一个莫须有的小站，如同当年在古园里摇着轮椅的史铁生，看见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故事在这一时空交汇，颇有些宿命的味道。
就像《死亡诗社》中所说的，“我们读诗、写诗是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分子，而人类是充满激情的。医学、法律、商业、工程都是崇高的追求，对维持生命不可或缺，但诗歌、美丽、浪漫和爱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
也许陪我们走到最后的记忆，正是由它们拼凑而成。而毕赣长镜头下的奇遇，很可能就是我们一生的缩影。
在MLB辗转成为所谓的“潮牌”之前，也曾令肖申克监狱疯狂。当鱼腩球队波士顿红袜在1967年一举杀入总决赛时，人们仿佛看到了希望，如果连红袜队都能起死回生，或许其他人也行。
受此感染的还有故事的主人公安迪·杜佛尼，他重新披上了“自由的隐形外衣”，延续了自我救赎之旅。
截至2021年春，全美在押人数为180万。而在豆瓣上有超过410万人标记看过《肖申克的救赎》这部史上最有名的越狱电影。
正如故事的叙述者所言，安迪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自由的感觉仿佛一件隐形外衣披在安迪身上，他从来不曾培养起一种坐牢的心理状态，他的眼光从来不显呆滞，他也从未像其他犯人一样，在一日将尽时，垮着肩膀，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牢房去面对另一个无尽的夜。”
读完斯蒂芬·金的原著，说不好是否对安迪的遭遇更加感同身受。他的特质很可能不是因为他的无辜，而是因为入狱前曾受人尊敬地生活过。
就像书中的“我”所说：“我也很佩服他，尽管他碰到不少麻烦，还是继续过他的日子，但世界上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却办不到，他们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这么做，其中许多人根本没有被关在牢里，却还是不懂得过日子。”
只是“我”没能进一步指出其中的环境因素，在美国，这种差异可能主要是阶层导致的。正如《异类》一书所言，中产阶级的孩子最终形成了“权利”意识（a sense of entitlement），包括认为自己有权提出自己的特殊要求，有权参与制度互动。他们在各种情景中更加自如，愿意分享信息，并希望赢得别人的关注。也正因为如此，安迪才能够在狱中“重操旧业”，以换取图书馆的扩建和相对更好的待遇。相比之下，劳动阶层家庭的孩子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不知道如何为达到良好愿望“制定策略”。而这种“实践智慧”正是在家庭中习得的。
对于从未体验过自由的人来说（比如《我在伊朗长大》的女主人公），忽然间来到一个完全自由的环境，就像服刑多年后被假释的犯人一样，他们怀念高墙里的温暖并不能证明监狱的优越性。
综上，安迪的这件外衣，我们恐怕穿不上。
葡萄牙的世界杯晋级之路比预想中曲折很多，但两场附加赛又几乎毫不费力，甚至比熬夜看球还要轻松。但分组抽签结果又添了许多新仇旧恨。四年前，就是被乌拉圭挡在了世界杯8强之外，而20年前更是在输给韩国之后小组出局。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就像是人生的标尺，也让那些模糊不清的夏天有了具体的回忆。第一次完整看世界杯是在1998年，当时为了收集百事球星卡，不知道吃了多少顿肯德基。后来在小摊上淘的《雅凯自传 —— 一生只为那颗星》是我读的第一本足球人物传记。
如果说看中国队踢世界杯是百年难遇的机缘，那么上课时间看英格兰对巴西则完全是班主任为我们争取的福利。还记得年级组长从教室后门的窗户露出个脑袋，我们就立马关掉电视，等她走后再继续，在那两节难忘的语文课上，和全班同学一起目睹了小罗的惊天吊射。
高考后的滋润假期、大学毕业前宿舍里的不眠之夜，以及工作日凌晨响起的闹钟，仿佛都在提醒我们时间的流逝。但只要还有世界杯，这个夏天就值得期待。对了，今年世界杯在冬天。
《围城》读到最后已经够惨了，不幸的婚姻令人窒息。但如果再写下去，就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而这个故事正好被杨绛写成了《洗澡》。
小时候以为此《洗澡》和张杨拍的电影是一回事，就自动给它配上了电影海报中的图案 —— 三个半裸的男人朝着你笑。后来才明白，小说中的“洗澡”其实是“洗脑”，这是作者本人在前言中说的。而小说写的就是将“国民”变成“人民”的过程。
对此，杨奎松在《“边缘人”纪事》中援引过一段经典的描述：“在改变以前，他们不属人民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
前两天热水器坏了，洗不了澡很难受。要说不洗澡有什么好处，想起《美丽人生》中的小男孩因为讨厌洗澡而躲过了纳粹的毒气室。装完新的热水器，就想起海报上三个开心的男人。与其舍近求远地谈什么反乌托邦小说，不如先读一读杨绛先生的《洗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