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还记得大学时一次精读考试的阅读理解题，写的是一位腿脚不便的老人去商场坐扶梯。一个曾经再简单不过的迈步，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并怀疑那是自己最后一次上扶梯了。
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最近两周多都没有出小区，趁着雨后不是很热，到附近的商场转了一圈，竟然有种新鲜的感觉。甚至突然理解了长期待在家中的老人为出门而犯怵的心情。
路上的行人还是不多，在暖阳下蹬着共享单车缓缓前行，仿佛一下又活了过来。虽然只过了不到20天听起来有些矫情，但重获自由时的微妙感受，还是值得被记住的。
围着小区转腰子的日子，让人货真价实地与井底之蛙共情了。时间再久一点，真的会相信天只有那么大一点，根本不需要再蒙上双眼了。
在封城一个月后，Z做起了视频号，内容是诗歌赏析。和大多数自媒体创作者一样，这并不能赚取额外的收入，只是在足不出户的日子找点事情。去年，她辞掉了北京大厂的编辑工作，只身来到上海，和交往多年但聚少离多的男友领证、买房，完成了两件人生大事，直到奥密克戎把一家人困在了出租屋里。谁知道第一个憋出毛病的是她一向强势的母亲。
对于女儿去上海成家的决定，这位独自一人把女儿带大的退休母亲不无忧虑，但去年年底交完购房定金，第二天一早她就迫不及待地发了一条动态，说近来上海二手房市场非常冷清，能在价格较低时入手，她和两个孩子都很满意。而不到一个月前，她还转发了一条分析楼市与政经关系的言论，并评论“房地产行业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如同精神错乱的病人”。
还没来得及装修、搬家，就赶上了上海旷日持久的封城。女儿、女婿居家办公，她就每天做饭，照顾二人的生活起居。因为前两年不小心摔了一跤，手术后没有完全恢复，即便能够出门，也走不了太远的路。对于一个在西北生活了60年的人来说，去上海就像出国一样。在买房这件大事尘埃落定之后，她与上海唯一的联系似乎也结束了。退休前，她在一家航空公司干了一辈子，工作上虽然说不上呼风唤雨，也是独当一面。但四月的上海，没有给她更多的机会施展拳脚。
很快女儿发现她的精神不太对劲，整宿整宿地失眠。每天除了做核酸以外，她只能如困兽般守在两个紧盯电脑屏幕的年轻人身边。手机里滑动的消息已不太能引起她的兴趣。
终于，小两口克服了重重困难，骑着借来的电驴子带她上了医院。“焦虑抑郁症”，大夫惜字如金，除了诊断、开药，一句话也不愿多说，更不要提什么心理疏导。
看着强效安眠药说明书上包括“失忆”在内的副作用，很难说清“两害”哪一个较轻，但不吃药就无法入睡。白天母亲唯一的消遣就是一个人静静地看会儿《甄嬛传》，一天除了“哦”之外也说不了几句话。有段时间甚至说自己不想活了，后来好些就只是感觉头脑发麻。老朋友给她打电话，她要么不接，要么说一句话就挂掉。即便能出小区了，也好像没了魂一样走个过场，甚至连手机都忘了带。
女儿又挂了号，准备再带她去看看。去年看房时母亲对小区的环境赞不绝口，还特别写道：“阳光洒在院子里金黄的银杏树上，真是太美了”。不知等到秋天“满地翻黄银杏叶”时，她能否顺利搬进女儿的新房，在院子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哪怕睡着也没有关系。
晚上没有看罗大佑的线上演唱会，但白天的新闻让我想起他40年前的歌《亚细亚的孤儿》 ——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后来汪峰也写了一首歌，叫做《美丽世界的孤儿》。
上周，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电视机前随着周杰伦唱到嗓子沙哑，又有多少人随着王心凌跳到地板震动。其实，能够永远活在流行音乐里又何尝不是最大的幸事。让后代可以心安理得地追求人间的快乐，或许是罗大佑们最大的成就。
去年跨年时的愿景还是“让我与世界重归于好”，如今看来更像是一种奢望。如果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曾经是一道大题，现在则更像是一道选择题。视而不见或避而不答都于事无补，因为它在老人的朋友圈里，在小孩的考卷里，在医生的宣判和法官的药方里。
上一次出远门时路过重建的工人体育场，不知道外面那些亚洲杯的标识拆了没有。
史铁生写过一部短篇小说，叫做《命若琴弦》，后来被陈凯歌拍成了电影《边走边唱》。小说中的盲人师徒背着三弦，一路靠说书为生。师傅的师傅曾留下一张药方，得弹断一千根琴弦做“药引子”才能去抓药，吃了药就能看到东西了。比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到的名医给父亲开出的药引还要奇特。
结果同样毫无悬念，老琴师终于弹断了一千根琴弦，他从琴槽中取出了那张50年来朝思暮想的纸条，在无数次询问后才相信上面一个字也没有，却终于明白了师傅当年说的话 —— 咱的命就在这琴弦上。于是，他仿照师傅的样子，把药方封在了徒儿的琴槽里，并告诉他得弹断一千二百根才行。
史铁生说：“目的虽是虚设的，可非得有不行，不然琴弦怎么拉紧；拉不紧就弹不响。”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写这些文章，也许写够1000篇可以看见这个世界吧。或者是10000篇，谁知道呢。总之，用力弹断每一根弦都很有必要。
关于围观群众，让我印象最深的两个片段一个来自鲁迅的《药》，一个就是丁玲写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之所以挥之不去，是因为被现实反复印证。
主人公贞贞开始“为逃婚而在天主教堂被日本军人抢去成为慰安妇”（许子东语），之后则是“被派去工作”的。
听说贞贞回来了，以杂货铺老板和他的老婆、两个打水的妇人为代表的村民难掩心中的兴奋，他们压抑已久的委屈、欲望、“正义感”和恶一道喷涌而出。
听到杂货铺老板的话后，小说的叙述者说：“我忍住了气，因为不愿同他吵，就走出来了。我并没有再看他，但我感觉到他又眯着那小眼睛很得意地望着我的背影。”
这个得意的小眼神不仅一直注视着丁玲，也像老大哥的副产品一样注视着我们每一个人。
即便不能对身边人所经受的苦难感同身受，也请不要成为压弯他们尊严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