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之前写过梁文道说他的一个香港朋友到了美国之后把麦当劳吃出了家的味道，而瑞典麦当劳里和国内比较像的恐怕只有麦香鱼，真正味道一样的还是可口可乐。
让人感到更为亲切的其实是宜家，林雪平的宜家虽然不是独立的，但整个布局完全就是北京四元桥店的翻版，只是人少了很多，在需要时可以找到店员。之所以去了这么久才写，是因为当时突发奇想点了一份便宜的“肉丸”，一份凉的三文鱼，成为我在瑞典吃得最难受的一顿。
前几天看到《南方周末》上一篇文章，讨论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不逛宜家了。《蜗居》中的宋思明曾拍着海藻的脸蛋说：“我就奇了怪了，那么便宜的东西怎么在你们眼里成了时髦了？”
其实在全球以价格极低为卖点的宜家在中国从来都不算便宜，但它异于传统的设计风格刚好符合海藻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至于在国内接连关店的原因，大概也并不难理解：宜家对于合租屋中一心想要成为宋思明的年轻人来说，既不便宜也不时髦了。
昨天忙里偷闲升级了iOS，前几天看完球想起有苹果发布会，打开时已经在讲GPS救援了，感觉短片的拍摄风格很像临行前看雷总介绍小米抽油烟机。
大四时赶上第一代iPad发布，在地铁里拿它踢球还会被陌生人搭讪。当时特尔施特根是游戏中的明日之星，现在人们都在讨论他能否重返巅峰。
来到瑞典之后发现路上很少有人玩手机（高速公路上的货车司机除外），据说大学课堂里也能看到各式旧款笔记本，而中国学生多是人手一台崭新的MacBook。也可能是因为这边的价格太高了吧，新出的Apple Watch起价比国内的2999高了500。
每次升级iOS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一个墙纸，大概这样心理上就像换了一个手机。当新系统的欢迎画面（从你好变成了Hej）结束后，我立刻打开了设置中的墙纸，然后找到官网上关于iOS 16的介绍，不禁感叹，这次升级不就是换了一个墙纸嘛。
第一次见到格蕾塔的照片是在公司的打印机旁，这至少反应了她在中国的形象不总是负面的–在需要时还是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大学期间曾在一家由国内某著名地产公司老板出资成立的基金会实习，主要方向是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工作之余，曾与基金会的负责人聊天，他大谈特谈“全球变暖”是发达国家为了压制新兴国家所编造出来的谎言，我当时大为震惊。
不知是否因为到了瑞典，最近总向我推送欧洲开始妖魔化格蕾塔之类的文章，但都是文不对题，又极具煽动性。和十几年前相比，人们对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者的冷嘲热讽非但没有减弱，还在网络的助力下愈发不可收拾。
前几天大巴黎主教练因为回答记者关于球队能否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时开了个玩笑，（旁边的姆巴佩笑趴到桌子上），受到法国社会的广泛批评。反观相关新闻下国内球迷的留言则是一边倒地将矛头指向提问者，其中一条说记者“环保少女是吧”的评论获得了近千个赞。
欧洲受地缘政治影响对气候和能源政策做出必要的反思，并不意味着对过往价值观念的全盘否定。反倒是拒绝一切道义、消解一切价值的社会更令人忧虑。
在上海同学的推荐下，今天尝试了一款新的应用程序Too Good To Go（扔了太可惜）。苹果应用商店中的编辑评语写道：这款App会告诉你附近哪些商店和餐厅有多余的食物，这些商户会把食物打包成“优惠福袋”，供顾客在App里低价选购。
于是，我们花了25块钱在学校附近的面包房解决了未来一周的早餐，就像我认识的第一个瑞典语单词bröd（面包）——多了不只一点。
对于崇尚lagom精神的瑞典人来说，这种购物方式或多或少会给人带来压力，把浪费食物的愧疚从商家转嫁给了消费者。如果不能做到像某著名连锁餐厅所宣传的“闭着眼睛点，道道都好吃”，“食物盲盒”未必是个好主意。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就像是反向自助餐，看似物超所值，但恰恰背离了“在需要的时候吃需要的东西”的理想状态。
如此想来，人们热衷于“薅羊毛”的同时消耗了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换取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又何尝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天，中秋夜迎来了到北雪平之后的第一次聚餐，地点是之前没吃过的Peking House（中文名叫北京饭店）。老板用略显生疏的普通话帮我们点餐，不知是因为许久未用，还是出于激动，但有种平和的优雅。
典型的中餐厅装潢、昏暗的灯光以及双语菜单–瑞典语和英语，让我们将选择权交还给老板，一份660瑞典克朗（人民币430元）的四人套餐，大概是专为首次点中餐的客人准备的。
第一道菜是刚刚炸出的春卷，味道意外的好。随后包括虾、鸡、鸭和牛肉的几道炒菜都在平均水平之上，不像这边其他中餐那么咸，但也很下饭。
最后，老板看我们一共五个人，特意多送了一份甜点，冰淇淋加炸香蕉，分量很足。结完账和老板聊了几句，得知她是温州人，已经在这座鲜有华人的小城打拼了二十多年。在看不见月亮的中秋之夜，我们成为了她的餐厅今晚最后一桌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