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不知不觉间《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已经出版了两年多的时间，和万圣那本被翻烂的“浙江村”（《跨越边界的社区》）相比，项飙的这本访谈录似乎卖得太好了。
全书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项飙作为北大1990年的新生去石家庄军训一年的经历——足以影响这位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的一生。
这几年，疫情令很多事情推迟或永远的终结，但大学新生仍准时地在各类社交媒体上贴出参加军训的照片。
我们学校当年曾表示残奥志愿者可免军训，我在登上前往军营的大巴前托同学寄出了一封给校长的信。内容很简单：既然军训是法定义务，免除该义务是否也该走法律程序。
当时的校长，也是项飙的北大学长，并没有让学院为难我，只是嘱咐我不要把信发到“人人网”。相比之下，十八九岁的项飙们则要成熟得多，“大家都在算计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取悦你的班长、副班长或者炊事员”。
周日下午难得晴空万里，沿着上次发现的湖滨小路漫步，看到成群的野鸭伏在水中的树桩上休息。
还在寻思下次是否该带些面包来，就看到鸭子一只只扑腾着跳上岸来，原来一位年轻的妈妈正在岸上撒吃的。她的女儿在边上的童车上看着她。阳光穿过斑驳的树影，大概构成了生活中最静谧的场景。
我们匆匆走过，但似乎看到女孩一直歪着脖子，她的妈妈不时帮她扶起来，但很快又低了下去。可年轻母亲的脸上并没有悲伤，她还开心地撒着手中的食物，摇摇摆摆抢食的鸭子仿佛能治愈一切。
我想起史铁生曾经写过的那对兄妹，同样是在晴朗周日的美丽公园里，少女因为智力缺陷被人欺负，哥哥骑着车疯狂赶来保护她，然后一句话也不说地带她她回家。作者近乎绝情地说：“无言是对的。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
虽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句话无可指摘，但是当弱势群体受到不公的对待，就只能忍气吞声，并总结出“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是不是我们就永远只能生活在丛林里。
余华的小说《第七天》讲述了一个普通人死后的七日见闻，许子东曾经评论它“有点困惑于网络比小说更现实，新闻比文学更荒诞”，道出了读者的普遍心声，也正因为如此，《第七天》成为了余华最受非议的小说。但昨日凌晨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却首先让我想到这部小说。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
小说的开头是这样的，并不像记忆中那样索然无味。要不是刚出版时便读过，一定会惊诧于它的尺度。现实让一部近乎陈词滥调的小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变得犀利异常。如果说《第七天》是对新闻事件不成功地重复和模仿，至少说明当时尚能相对完整地接收并讨论某些社会话题。
也许这就是余华的先见之明，只是不知道现实中的“杨飞”能否同小说主人公一样幸运，还有七天去告别。
上午趁着太阳高照去了一趟距水塔两公里远的自然保护区Vrinneviskogen。说是自然保护区，其实和香山的性质差不多，都是本地人晨练的地方。最外面的迷你高尔夫区，就像以前小区里的门球场，不时有老人恣意挥杆。
有意思的是，根据一圈路程的长短，树上分别有绿色、蓝色和橙色的标记，以免在森林中迷路，而且还专门留出了烧烤区域，对于满脑子都是森林防火标语的我们确实有些新鲜。
原以为在地图上标示的湖里能看到野鸭，却发现它早已变成了一片草地，也算是沧海变桑田吧。
午饭之后第一次在水塔里感受了北雪平的主场气氛，伴随着球迷的助威声睡去，醒来时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查比分发现，又是在最后阶段到手的三分变成了一分，和国安还真有几分相似。
晚上烧了排骨，虽然这边买到的只有肉，没有骨头。如果想做红烧肉的话，还得另找地方买五花肉，不知道附近哪里有。
为期两天半的迷你书市，精致却局促的场地，39元的门票，也许不是这个周末最好的去处，但总能唤起一些关于北京书市的记忆。无论是小时候去的地坛公园，还是后来的朝阳公园，想起被人群包围的书摊和手里淘换的光碟，仿佛都属于一个不复存在的时代。
对于没有去现场看过球的人来说，球场常被想象成一个危险的地方，亲身体验之后才发现球迷并不只来自特定的群体。以前的书市和游乐场、球场甚至菜市场一样，是拖家带口、打发周末时光的绝佳选择，从来不是专属于所谓的“文学青年”。
和《杀死一座城市》中所写的美国城市的缙绅化（在北京叫做“非首都功能疏解”）不同，在房价飞涨的同时，除了看到过去市民文化的消亡，哪里有更先进的文化取而代之。如今连菜市场都难觅影踪，更别提什么书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