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在波尔图的倒数第二天下午，我给地图上搜到的最大一家Nike店打了一个电话，然后用英语询问最新的国家队队服出了没有，接电话的店员问我是哪个国家队。“葡萄牙。”“最快要下周了。”于是，我最终也没有如愿在葡萄牙买到球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葡萄牙队服在欧洲的售价比在中国还贵200块钱。
每当客场对阵浙江队之前，就会想起国安还有一套白色的客场队服。今早还试图在网上找找有没有卖的，刚好施密张发来一段开箱视频。三月底订的球衣，上礼拜才收到，原来疫情之后，想买件队服是如此困难。
如果买葡萄牙队服的话，我想印一个努诺·戈麦斯，在吉马良斯看球时还真碰到穿他球衣的球迷。如果是国安队的话，也许我会选朴成。虽然这段时间常写足球，但一直没有提过，朴成的退役总是让人难以释怀。
所以，开箱视频中的球衣号码，你猜出来是谁的了吗？
刚开始在瑞典踢野球的时候，感觉和在上地桥的水平差不多。这次回来之后发现，同样是站在守门员的位置，眼前仿佛放起了慢动作，并不是因为回忆一帧帧地重现，而是每个人都站在原地。
所以关于武磊、张稀哲回国后是否被同化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讨论价值。完全不同的节奏，怎么可能是一、两个人可以改变的。
队里踢得好的球友感到憋屈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毕竟足球是一项集体运动，即便是踢小场，也需要差不多水平的同伴来配合。且不说技术和意识，光是体能就不足以支撑大多数人跑起来。
想起之前在一个专门介绍五人制足球的网站上看到过，至少要在beep test（20米折返跑）中达到10级，才能在野球场上立足。
瑞典人虽然平时看起来很温和，但在赛场上还是有每球必争的精神。比如在“打平即出线”的情况下，我和球友说可以适当控制一下节奏，没想到他一脸严肃地对我说：“I don’t like your attitude.”（我不喜欢你的态度。）
最近几个月，之前认识的写公众号的朋友陆续被开通了留言功能。在上篇写中关村的文章中，我也第一次通过公众号收到了读者留言。
昨天一大早，就有编辑朋友来捧场，他评论道：“中关村，郭沫若想的名字。”半梦半醒中的我就开始检索中关村的地名来历。简单来说，虽然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但把中关村和郭沫若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似乎只有所谓的自媒体。
这让我想起瑞典课本里常说的källkritik，甚至“工作博物馆”最近还请出了瑞典最受欢迎的卡通形象Bamses，教小朋友什么是källkritik。
一个著名的瑞典博主在2019年反驳一篇“热门造谣帖”时，就曾讲过这个词，她写道：
英语中有个词语，source criticism，瑞典语中也有一个词叫källkritik，意思都是“来源批判”。看图片，文字，文件，视频，一定要问出处。这和当英雄不一样，英雄不问出处，但是网上的消息，小鬼太多，一定要问出处。
上周，我们还真去看了Bamses的展览，参观的人好多都是妈妈带着挂在身上的婴儿。källkritik作为批判性思维的一部分，还真是从娃娃教起啊。
昨天看到一个帖子，说印象里中关村是一个很唯物主义的地方，怎么突然冒出个基督教堂，热评说：“你说反了。不是中关村突然冒出一个教堂，是教堂周边突然冒出了个中关村。海淀教堂1922年就在这了。”
这让我想起电影《那时花开》的开头，夏雨问“您来这儿多久了”——“三十三年”。当人贸然去评论一件事的时候，总是会伴随着一些风险。
中关村图书大厦重新装修了，看起来很像第三极。一进门就摆满了教你如何“驾驭”ChatGPT的书。上楼之后新增了许多“自习位”，可以以一杯星冰乐的价格坐上4个小时，毕竟它不是公共图书馆。
有些东西变了，比如新中关外的明星手印变成了爱国语录，他二哥刀削面变成了他二哥炒鸡，过街天桥上变出了三名保安。有些东西没有变，比如海淀法院正门外的告示依然让当事人走后门。外卖员依然在老地方接受训话，然后像流水一样四散开来。
第一次坐国航的直飞航班，感觉比以往更早回国。
在阿兰达办理托运时，抬头便是“科学上网”的广告牌。登机时摆放的刊物也从机场便利店里的《经济学人》变成了参考消息。
座椅显示屏大红色背景上“欢迎乘机”的金字显得格外喜庆。首页的精彩推荐是《年会不能停！》。
外国乘客比想象中多。斜前方两位热情的南欧女孩和边上的德国小哥攀谈起来，他准备去东京，而她们目的地是首尔。
登机前刚好看到一段脱口秀，调侃当年“No means no”的运动。当听到空姐向德国小哥解释欧洲插销在机上用不了的时候，我想那对我不就意味着Yes嘛。可惜，试了半天，座位下的插座还是充不上电。直到快降落时，乘务员来试了一下，就好了。
不过这次我终于搞清楚了一个问题：在飞行模式下是可以使用蓝牙耳机的。
晚餐在鸡肉饭和牛腩饭中选择了后者，至少菜是烫的，另外还配了一块熏三文鱼，算是比较用心了。早餐的炒面也不错，只不过没有筷子真的很难吃到嘴里。当然，总的来说，这趟“夕发朝至”的国际航班确实没有什么可抱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