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副刊
前两年隔壁组的同事买了三个公主盲盒，一个送给上司，一个送给新来的小孩，一个留给自己。三个人一起拆开盲盒，上司的脸色一下就变了，新来的小孩连忙说“我都喜欢”，就把自己的换给了上司。
若是其他礼物，恐怕不会有这么多戏。这几年，卖盲盒的店开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我的理解是，盲盒就像彩票。如果能设计出一套类似于印彩票的系统，那一定是稳赚不赔的，更何况没有人会收集或交换未中奖的彩票。
阿甘的名言是不是也可以改一改了，生活就像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会抽到什么，但如果你是上司，会有人主动与你一换。
后来部门调整，才来没多久的小孩离职了，不知道收拾工位上换来的公主时，她是怎样的心情。
球队年会如期举行，没想到一个自荐节目成为“全场最佳”。一位新近入队、进球如麻的球友唱了一首他专门准备的rap赞美队长，奈何边说边为用词道歉，竟沦为道歉式说唱。见过大场面的队长用餐巾纸盖住脸，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
回到家我赶忙找出了才看了几页，已被尘封的《别再问我什么是嘻哈》一书，上面赫然写着：“嘻哈不是音乐，是游戏”。这个“年会游戏”的后劲比酒大。
中学时哈狗帮曾在班里流传，但那时对于“好好学习”的我来说有点儿过了。随着MC HotDog变温和，我变成学渣，我们在《贫民百万歌星》专辑相遇了。它是我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循环播放的嘻哈专辑。
直到我不久前买了这本嘻哈入门书，好像各种榜单、综艺或是新闻，都没有让说唱再次进入我的生活。
为了球星在年会上的表演，我决心把这本小书看完。但我猜测，只是猜测，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正能量嘻哈。如果喜欢你就唱，不必道歉，它只是一个游戏。
张艺谋在《十三邀》访谈时专门提到《有话好好说》这部电影，他说“当年那样一种风格，有一点嬉闹风格的，其实还挺早的。现在都不稀罕了，当年大家还看不惯的”，言语间颇引以为傲。
导演客串收废品的，在楼下大喊“安红”的那场戏成为了永恒的经典。再看《有话好好说》，除了感叹瞿颖和姜文的美好青春，你是否还能想起自己上一次卖废品是什么时候呢？何伟《埃及的革命考古学》一书中最令人动容的部分，就是写帮他收垃圾的埃及朋友一家人的故事。
姜文饰演的男主角摆的那种书摊，以前在北京很常见，现在已难觅影踪。在关晓彤她爷爷的琴书中奔走的李保田，也无须再上街买电脑了。
有话好好说，至少得先把这些形形色色的人通过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吧。如今，不同阶层的生活越来越像平行线，少的不仅是戏剧冲突，还有电影中令人难以忘怀的市井气息。
感情中的男女在彼此眼中就像个孩子，是因为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即便分手亦是如此，于是才有了李宗盛的这首歌。“而写歌容易，可是写你太难。”袒露心声，不免再次神伤。
“工作是容易的/赚钱是困难的/恋爱是容易的/成家是困难的。”这首1986年的歌，彷佛依旧是无数当代人的魔咒。
要么寻求体制的庇护“求一个安稳”，要么透支青春获得财富。再按照类似的逻辑，置换“一个陌生的女人（或男人）虚度这时光”。
于是，工作和恋爱变得更加廉价。而赚钱和成家则更令人焦虑。每个人都像个孩子似的，向自己、向身边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直到最后谁都无法得到满足。
一堂中学美术课后，我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因为课上老师让画手，我画得实在不像，就加了好多毛，最后在下面写了两个字：熊掌。
周轶君在拍摄《他乡的童年》时落泪，就是因为她画完一幅画后，听到芬兰的老师说：“每个人都可以画，因为这些画不是用来彼此竞争，所以他们可以用更有创意的方式去看事物，可以在纸上自由地表达自己。”我确实也常梦到别人的画被老师表扬。
在这一集前面的部分，还提到有学校把课堂搬到了森林里。而早在1928年叶圣陶连载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中，就有老师提议在学校边上开辟农场，后来因为怕破坏风水而遭到村民反对。
如今人们更为熟知的乡村教育实验是在电影《驴得水》中。在一场荒诞的闹剧背后，支撑起这个“草台班子”的教育理想也被嘲笑得体无完肤。超越社会现实去谈教育，恐怕是最令人痛苦的事情之一。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上学读书不过是为了能找个地方摸鱼，毕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