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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变了吗?

昨天看到一个帖子,说印象里中关村是一个很唯物主义的地方,怎么突然冒出个基督教堂,热评说:“你说反了。不是中关村突然冒出一个教堂,是教堂周边突然冒出了个中关村。海淀教堂1922年就在这了。”

这让我想起电影《那时花开》的开头,夏雨问“您来这儿多久了”——“三十三年”。当人贸然去评论一件事的时候,总是会伴随着一些风险。

中关村图书大厦重新装修了,看起来很像第三极。一进门就摆满了教你如何“驾驭”ChatGPT的书。上楼之后新增了许多“自习位”,可以以一杯星冰乐的价格坐上4个小时,毕竟它不是公共图书馆。

有些东西变了,比如新中关外的明星手印变成了爱国语录,他二哥刀削面变成了他二哥炒鸡,过街天桥上变出了三名保安。有些东西没有变,比如海淀法院正门外的告示依然让当事人走后门。外卖员依然在老地方接受训话,然后像流水一样四散开来。

“中关村变了吗?”上的一条回复

最近我总路过中关村,想起很多事情。我跟我许多女朋友说过,我总是觉得那里的空气都是熟悉的。因为被我这些年磨的很软。我有个外号过去。人们都叫我海淀堂堂主,后来发现只有一个人真的看懂了我对这些地方是多么熟悉且深入。前提是罗琦的那句:“飘洒血泪在故乡找到逃脱方向,把内心变成天堂,听到有个声音说,回来”路过图书城会想起弹唱花房姑娘的琴行少年和蒙面之城那本书。微软前面会想起第一次喝瑞幸咖啡的时候广告人是汤唯后来喜欢她唱的《我也想过一了百了》。路过食宝街会想起老许请我吃云南菜他说我像他一个师兄,在天台上还有一个做电影的同学家里连续有人死去,后来去了武汉想接奥运会火炬。路过家乐福我会想起许多年前的夏天我一个人听了深紫乐队的歌,还有路过那些地方的时候我会想起唐朝乐队的《选择》那首歌和一个弹琴卖唱带格瓦拉帽子的青年,那时候这些地方还在施工,我看到那些农民工像唐朝歌词里写的那样。在疲惫的眼里布满红色的血丝。之后图书城修成了不好玩的样子,在言几又看到蒋方舟她煞有介事其实空虚地在谈耶路撒冷三千年那本书。而我不喜欢清华,我更多想起人大的学生在拍易普生的话剧。北大的学生在琢磨着出国的学生会同学。还有五道口宇宙中心的外国人大学,我为了一个林业大学的初恋女友和一个韩国人大打出手拆了他相机里偷拍的照片。还有就是中关村的附近曾经充满梦想。我拿我家那台win me 去修,遇到那个修电脑的居然像李志一样聊天说话。还有就是我自己。在丹棱街那个图书馆里读完了许多印度的书。《薄伽丘梵歌》、《奥义书》等等。那时候我还有点信佛。后来我居然入了道,还有上清派的道长想让我在道观里干活儿学“易”。一月给五千。记得我的耳机是在中关村鼎好买的,那天吃了五根烤肠,最近我一个朋友送我一个耳机,它们都一样让我听到很多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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