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故乡”的人

这两天陆续听到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感染新冠，一些原本将疫情视作禁忌话题的微信群今天竟刷了屏。刚好晚上读到詹青云写她在贵州厂矿的成长经历。她说：“改制是红火时代结束后的应对方法……从改制那天起，再被问起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了。矫情地说，我们也是失去了故乡的人吧。这个故乡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三年来，防疫大概早已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很多小孩的童年。突如其来的改变让人们一时难以适应。有些人自信满满，“药都是给家人准备的，自己肯定是无症状”，有些则顶着烧反思“自己可能过于骄傲了”。但不管怎么说，就像詹青云在书中写到的，“所有制的改变可以在旦夕间完成，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却不能”。

后来她离开家去香港读书，才有一种不再被“小社会”监视的解脱。但因为感受到人情的冷淡，开始美化并怀念过去。不知有多少人会很快怀念起排队做核酸的热闹，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和体制的关系远比想象中暧昧。